《仪礼》简出土于甘肃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简长51-56厘米，宽0.5-0.8厘米。木简顺置于男棺盖前端，分木质和竹质两种。共496枚。为甲、乙、丙三种版本《仪礼》。简正面打磨光滑。甲、乙本四道编纶。丙本五道。每简正面书字一行，甲本每简容60字左右，乙本每简百余字，丙本为竹简，每简20—60字不等。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正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作为最具中华特色的文化符号，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掀开第一页时，就伴随着人的活动。古代所谓礼仪，囊括的范围非常广泛，大到国家政治体制、朝廷法典，小到个人婚丧嫁娶、言谈举止，无不与“礼”有关。

中华礼仪制度的建立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演变发展历程。由儒家学者整理成书的礼学专著“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系统地记录、保存了周代的礼仪。作为儒家经典，它承载着古代礼仪文化的精髓。然而，典籍随着时代流传难免失真。武威《仪礼》简由于简册保存完好，出土时墨迹如新，为《仪礼》的版本、校勘提供了重要资料，是目前所见《仪礼》的最古写本，被誉为“天下第一简”。

（一）

如此珍贵的《仪礼》简，是怎么重见天日的呢？

我们将目光投向甘肃省武威市城西南15公里的祁连山麓，杂木河西岸的磨咀子。

这里地势起伏，田园阡陌，并有杂木河水源灌溉之利，很久以前，就是一处便于人类居住、从事生产的好地方。这里不仅保存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还有很多汉代墓葬。

磨咀子汉墓群从河岸直至台地最高处，在东西约长700米，南北宽600米的范围内，墓葬分布极其稠密。

20世纪50—9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曾对武威磨嘴子汉墓进行过多次发掘，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1959年7月，清理了有竹、木简等重要文物的6号墓。

磨嘴子6号汉墓是一座夫妇合葬的小型单室土洞墓。从随葬物中的钱币及所出木简上的记事文字看，墓主人生活在西汉成帝时期，墓葬时代下限为新莽时期。

小型单室土洞墓，说明这座墓的墓主生前只是普通人，但就是在这座普通的墓葬中却有最不普通的发现。

480枚汉简于此墓中发掘，令人叹为观止。

除11枚简为日忌、杂占内容外，其余469枚均为《仪礼》简。

这些简牍顺置于男棺盖前端，有木质和竹质两种，每简长约50.5—56.5厘米，每简有字60个左右。

这是自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家郡魏墓出土竹书以后，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量发现的经书。

《仪礼》简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而成，上有削改和勾画圈点阅读的记号，说明此经卷是墓主人生前“手不释卷”经常诵读之物，而非为殉葬特意所写。

那么，这个痴迷经卷钻研学问的墓主究竟是什么人呢？

同时出土的一枚简给出了答案，这枚简后写有这样一行字：“河平口年四月四日诸文学弟子出谷五千余斛”。“河平”为西汉成帝年号（公元前28—25年），这应是墓主生活的年代。后面的文字则透露出他的身份，他也许就是所谓的文学弟子，或诸弟子的老师。总之，他应是西汉末年一位勤于治学的知识分子。

（二）

《仪礼》简究竟有哪些特殊的价值？

《仪礼》，作为先秦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它详细记述了周代贵族阶层冠、婚、丧、祭、饮、射、朝、聘等各项礼仪和准则，反映了当时上层社会生活诸领域中的习俗、制度和道德规范，为贵族子弟提供必修教材。

《仪礼》乃晋以后的书名，先秦时称之为《礼》；至西汉，又称《士礼》或《礼经》。西汉《礼》学属今文经学体系，是由鲁国著名学者高堂生传授下来的。到了东汉，经学中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阵线分明，斗争十分激烈。一代大儒郑玄撷取今、古文之长，融合两大学派于一体，揭开了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我们今日之所见的清代刊本《十三经注疏》中的《仪礼》，即郑玄注本，它兼容今文与古文，已非西汉立于学官的三家所传《士礼》原貌。

《仪礼》非常庞杂，无法一一详述，以《士相见》之礼为例了解《仪礼》的内容。这部分礼仪十分详尽地阐明古人见面时是如何行礼的：下级拜见上级时要行拜见礼；官员之间行揖拜礼；公、侯、驸马相见行两拜礼。下级居西先行拜礼，上级居东答拜。平民相见，依长幼行礼，幼者施礼。外别时行四拜礼，近别时行揖礼……仅仅一个见面礼，竟有如此等差的区别。上下级之间连站向都有规定，从外地归来行的礼与出门而回的礼都有所不同。

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的这批《仪礼》简根据长、宽、编纶手法及书写字迹等被分为甲、乙、丙三种版本，共书27332字。甲本内容包括存世《仪礼》十七篇中的七篇，分别是《士相见之礼第三》《服传第八》《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第十二》《燕礼第十三》《泰射第十四》。乙本为《服传》一篇。丙本内容为《服传》篇别名《丧服》的一篇。各篇首尾俱全，篇首皆题记篇名篇次，中间虽缺失24简，但总体保存完好。

磨嘴子汉墓所出简本《仪礼》，据考证，系未糅合今、古文以前的、西汉晚期立于学官的今文经本，由此简本可窥知西汉后仓氏《礼》的规模和风貌。这是迄今我们所见到的时代最早的手写本经籍，不仅在经籍版本校勘、古文字形体研究与简册制度考察等方面有极高的价值，还能帮助我们了解、验证经学史上许多值得重视的问题。

文丨奔流新闻记者 荆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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