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连续发掘15个年头，发掘墓葬78座，祭祀坑3个，出土各类文物3600多件（组）。随着发掘工作的陆续进行，对该墓地文化属性即族属问题的讨论也陆续开展起来。根据史书的记载和传统说法，周秦以来对中原地区以外的周边部族大体以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而概之，对地处西部地区的张家川马家塬墓地以西戎墓地和戎人墓地的标准来归属，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具体说，就是这支文化属于战国中晚期西部地区不同于中原地区的一支地方文化。但是，西戎是对西部众多族群的泛称或者统称，而非对某一个单独族群的专称。因此，它究竟属于西戎的哪一个部族，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

  笔者认为，张家川马家塬墓葬文化应属于春秋战国时期活动于甘肃、宁夏和陕北以西的月氏。

一

 首先从活动地域看，张家川马家塬一带曾是月氏的活动范围。月氏是曾经活动于北方辽阔地区的强大部族。在秦末汉初匈奴冒顿单于崛起之前，月氏曾“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强，轻匈奴。”因此才有头曼单于将其子冒顿纳质于月氏的行为。《史记》《汉书》记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本居敦煌、祁连间”，这只是在追述时记载了月氏在一个特定时期的活动范围，并不是说月氏自始至终就是局限在“敦煌、祁连间”。随着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的发展，必将给我们对古代民族的认识带来一个更宽广的视阈。

 从东边来看，月氏的范围也不局限在河西走廊的西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姑臧废县条下引《西河旧事》：“姑臧城，秦月氏戎所据，匈奴谓之盖臧城，语讹为姑臧也。”刘昫所撰《旧唐书》姑臧条下亦有“秦月氐（氏）戎所处”的注说。这都可以佐证，早在两汉以前，月氏的居住地就在河西的东部，不独敦煌、祁连间。王国维《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认为：“周末月氏故居，盖在中国之北。《逸周书·王会解》‘伊尹献令’条列月氏于正北。《穆天子传》‘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禺知’亦即‘禺氏’，其地在雁门之西北、黄河之东，与‘献令’合。此二书疑皆战国时作，则战国时之月氏当在中国正北。《史记大宛列传》始云‘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则已是秦汉间事”。

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铜壶

 即使在秦汉时期，月氏活动的范围也不局限在“敦煌、祁连间”。《史记》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凉、甘、肃、瓜、沙等州，本月氏国之地。”这就包括了整个河西走廊。还有，《史记·匈奴列传》记录早期的匈奴，“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所谓上郡以西，包括今天的内蒙古西部、甘肃和陕北。正如荣新江教授所言，“月氏人的活动范围，也不仅仅局限在敦煌、祁连间，在中国西北的广阔天地里，都有他们的身影。”所有这些都可说明，早在秦汉以前，像张家川马家塬这样的地方，实际上都包括在月氏的活动范围之内。

 《汉书·地理志》记载，安定郡有月氏道。莽曰月顺。周振鹤《汉书地理志汇释》：“治所当在今宁夏固原市南与隆德县、西吉县交界处一带。”此地距张家川马家塬大约70公里路程。天水、陇西、安定即今天的甘肃东部和宁夏南部，周秦时期有很多所谓西戎的部族。《汉书·百官公卿表》曰：“邑有蛮夷曰道。”《汉书·地理志》“县邑之以道名者二十九”，其中陇西四：狄道、氐道、羌道、予道；天水四：戎邑道、绵诸道、略阳道、獂道；安定一：月氏道；北地三：除道、略畔道、义渠道；上郡一：雕阴道。上面这些县邑曰道者虽是汉代的行政区域，但生活其中的众多部族则是从周秦以来就绵延下来的。月氏也一样。日本学者榎一雄有《小月氏和尉迟氏》一文，他认为：“《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安定郡》条并列若干县，末尾有‘月氏道’。安定郡位于今宁夏固原市一带，所以月氏道也应在那一地域。……可知月氏道是月氏部族所在的行政区划。安定郡是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设置的，月氏道的开设当是元狩二年至元狩四年征伐匈奴使汉朝声威扩大的结果。”他在考述论证大月氏西迁后留居南山的小月氏时有一段总括性的看法：“月氏的后代分布在自柴达木盆地西北至帕米尔高原的阿尔金山脉、昆仑山脉南麓，葱茈羌、白马黄牛羌与其东面的汉人有接触，无论哪一种都分为许多类别。这样的分布可以认为是赵充国（公元前137年-公元前52年）其时以来的状况吗？不，可以判断在月氏西迁以前，这个地域就是月氏的领域。当月氏西迁时，这一地域的月氏没有移动，他们不认为有迁移的必要。”笔者认为，对《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月氏道的月氏，亦当作如是观。他们同上面列举的其他部族一样，是周秦以来留居此地的月氏部落的一部分。

马家塬墓地出土的蓝色蜻蜓眼式琉璃珠

 1974年发掘的居延新简中有一枚里程简，上下四栏，右边残缺，每栏文字都不完整。但其中的第二栏存留的文字，对我们研究月氏的位置极为重要。全文是：“月氏至乌氏五十里，乌氏至泾阳五十里，泾阳至平林置六十里，平林置至高平八十里……”汉代的高平是今天的固原，汉里每里为415.8米，从固原东南走，按照上面的里程记载，月氏当在今天平凉以东的四十里铺。“高平是汉代安定郡首县，遗址在今固原市原州区。泾阳古城在今平凉市西北安国乡油坊庄村北。里程简所记从泾阳到高平140汉里，合58千米左右。中间有一个平林置，当是泾阳和高平之间的一个驿置，位置在中间偏南。泾阳县以南的两个地名乌氏和月氏，分别相隔20千米，因此按里程简的记载，乌氏的位置当在今崆峒区，月氏的位置当在今崆峒区以东四十里铺。”还有1982年崇信县文化馆收藏的一件王莽时期的货泉钱范，高0.7厘米，周长24.5厘米，出自该县黄寨乡何湾村。钱范正面略呈正方形，列钱范四枚，左右各两枚分别为钱背和钱面，右面两枚钱面均有“货泉”字样。钱范背面有“月氏”二字。这是王莽时期在此铸币的遗留。

 根据《汉书·地理志》对月氏道的记载以及后人对月氏道的定位，包括《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标注、史为乐《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和周振鹤《汉书地理志汇释》等著作，结合居延里程简的记载以及崇信“月氏”钱范的出现，似乎有必要对“月氏”的确切位置进行重新研究。但不管怎么说，上面提到的所有关于“月氏”的记载，都在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大墓的周围几十里，都可同马家塬出土遗物和文化建立起某种联系。

二

 有学者认为“张家川大墓中虎、羊动物装饰、锻制的金箔银箔饰片、纵向条纹和横断的节段纹以及车厢侧板上虎、羊等草原流行装饰主题，同中亚七河地区的文化有许多相似性，而且传入方式不是浸润式的，而是经由天山山脉直接传入甘肃天水地区。”这就把马家塬文化的一些特定元素同中亚七河地区的文化联系在了一起。

马家塬墓地M14-1号车复原图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早期参与发掘的同志专门从出土的蜻蜓眼、虎噬羊牌饰、有柄铜镜、圆雕动物车饰、鹤嘴斧和空首斧、棕榈纹车饰、独辀马车、金银佩饰等八个方面细致研究了马家塬文化的外来因素，指明了上述出土遗物同北方草原文化的密切关系。比如谈到大量的金银出品，文章就认为：“大量使用金银装饰人身、兵器、马具、车辆的传统，是欧亚草原地带的部族首领或贵族们用以象征地位和权势的习俗。”也有学者认为：“马家塬墓地的文化因素较多，包含有欧亚草原东部的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的因素；欧亚草原地带中、西部的斯基泰、塞克、巴泽雷克等文化的因素；秦文化和甘青地区传统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从文化传统来看，大量使用金银器，尤其是装饰多用金银器的传统是这一时期欧亚草原地带的斯基泰、巴泽雷克等文化和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特征之一，和中国中原传统文化中主要以玉为装饰的传统不同。”“在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金器中，镶嵌工艺主要用于带饰和其他人体装饰品上，以肉红石髓、绿松石或费昂斯镶嵌。而这类工艺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前4世纪的欧亚草原斯基泰等文化中被广泛使用，镶嵌的形状也与马家塬墓地相同。”上述观点，虽然没有直接确认马家塬文化的族别和属性应与中国西部雄踞一时的月氏有关，但都确认了马家塬文化的欧亚草原属性和与斯基泰文化、巴泽雷克大墓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为我们进一步指明马家塬文化的属性应属于月氏文化的观点提供了支持。

 斯基泰文化所谓马具、武器、动物纹饰三大特征，马家塬出土文物中都有丰富的体现。并且已有一些学者作过论述，下面仅选择一些笔者认为确乎同月氏文化相联系的部分作一些比较。

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金带钩

 大量的金银饰品，尤其是死者身上的金腰带特别引人注目。M16的死者身上光金腰带就有三圈，还有大型的黄金带钩和臂钏，这种现象只有在中亚的乌孙墓和月氏墓中才能看到。苏联在伊塞克湖南面的山坡上发现过60多座乌孙墓，其中一座比较特别而不同于其他乌孙墓的大墓，由于出土金器较多而被命名为“金人墓”，时间在公元前五世纪到前三世纪。打开墓室平面图，死者遗骸身上除了金腰带外，还布满了各种珠子。一眼望去，跟马家塬墓室中的情形极为相似。墓中出土的金器就有4000多件。“人骨的周围上下都有装饰上衣的装饰品或头饰、靴饰，都是黄金片做的。”从马家塬大墓到伊塞克湖南边的“金人墓”，再到阿富汗北部席比尔甘被认为是月氏贵族的迪利·雅特佩黄金大墓，都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习俗。1978年11月，苏联和阿富汗学术考古调查团在阿富汗的西北部发掘了六座大墓。发现的金器就有20000多件。二号墓、三号墓和六号墓都发现了中国的铜镜，上面还有汉字。“发掘者确认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这个时间正是大月氏人统治大夏初期。”

 除了黄金饰件和金腰带之外，最引人注目的还有死者身上佩戴的各种珠子。伊塞克湖南面的“金人墓”，墓主人的身边堆满了各种珠饰。同样，马家塬墓葬中的一些豪华大墓也随葬了很多珠子。发掘的同志告诉笔者，仅M14中就清理出各种珠饰36000多颗。如此强烈的文化特征只有在欧亚草原的大通道上才能看到。

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金耳环

 戴尖顶帽的人物形象的发现，也应该引起注意。“活跃的相互接触和便利的交通，促进了草原地带大体一致的游牧文化的兴起和传播。从中欧直到朝鲜的草原地带使用相同类型的马具（笼头、马衔、马勒带、马鞍、马饰），武器（弓、弓袋、箭、箭筒、剑、战斧、铠甲）和衣着（裤子、束腰长袍、腰带、靴子、尖顶帽）。”（《中亚文明史》）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把斯基泰人分成饮豪麻汁的塞迦人、戴尖顶帽的塞迦人和住在海那边的塞迦人。因而戴尖顶帽的习俗不管在希罗多德的记载中还是在波斯人的铭刻中都不难找到，但同中原的华夏文化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马家塬出土的这种戴尖帽的形象，自然同中亚和西域联系了起来。

 随葬大量装饰豪华的车辆也是马家塬文化的一大特色。到目前为止，已经发掘出的车辆有43 辆。按照类型可分为五种。其中Ⅰ式、Ⅱ式和Ⅲ式最为豪华。发掘者赵武成、马玉华曾有《战国戎人造车》一书出版，有精美的复原图和详细的研究。随葬马车的习俗，我们在大约同时期的巴泽雷克大墓中就能见到。单辀，有伞盖，表现了同马家塬车辆的相似性。

 总之，从文献中记载的春秋战国时期月氏雄霸一时和他们辽阔的活动范围，到有关文献记载的与马家塬距离相近的“月氏”位置（如《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月氏道”、居延里程简中的“月氏”、崇信发现的“月氏”钱范等）以及马家塬文化表现出的强烈的中亚和阿尔泰特色，有理由认为，甘肃张家川马家塬墓地是战国时期一处月氏文化的遗存。其文化属性即其族属，应归属于月氏。将其笼统地称之为“西戎文化”，有失宽泛。

三

 《史记·匈奴列传》载：“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可见，秦汉时期势力强大者北方是匈奴，西南是羌人。在此之前的战国时期，就数月氏最为强大，其他的戎翟部落都不能与之匹敌。

  谷苞先生主编的《西北通史》第一卷专门有讨论：“秦穆公霸西戎的影响，第一，很可能引起了欧亚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一次迁徙运动。先秦古籍记载，原在河套以北活动的月氏（亦称禺氏、禺知）部落，在河西地区活动的是大夏（亦称敦薨、吐火罗）部落，由于秦穆公向西、向北用兵，于是河套以北的月氏被迫西迁，活动于河套以西至阿尔泰山一带；不仅如此，月氏的一部还继续西迁，越过阿尔泰山，进入楚河、伊犁河流域，另一部则向南，进入河西走廊，赶走了在敦煌一带活动的大夏，迫其西迁。第二，由于这次民族迁徙，在欧亚草原上出现了一条东西方贸易的商道。阿尔泰山东段的商道，大致是从洛阳出发，经今山西北部、河套地区至阿尔泰山；阿尔泰山西段的商道，大致是经额尔齐斯河上游、楚河、伊犁河流域、哈萨克草原西通欧洲；两段的交会点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控制东段商道的是月氏人，控制西段商道的是斯基泰人（或称塞人）。”这一看法是极有见地的。他把秦穆公霸西戎（公元前623年）同欧亚北部草原的民族大迁徙联系了起来，影响了东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从希罗多德的《历史》到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从来没有将斯基泰看作一个单独的族群，其中包括了多个不同的部落。将月氏归为斯基泰的一个分支和部落，也是学界近年来的一种比较趋同的看法。因此，认为斯基泰人控制商道的西段，月氏人控制商道的东段，还不如说欧亚草原北方的商道实际上是由月氏控制的更确切些。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只有像月氏这样强盛一时的部族才能承担得起欧亚北部草原广阔地区的直接交流。张家川马家塬大墓的豪华程度也只能与强大的月氏相匹配，其他的戎王或贵族无法达到这种程度。不管是中原文化的西传还是中亚、西域文化的东来，在此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的月氏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约撰稿人 |张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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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柴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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