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河泊所遗址”｜藏在简牍和封泥里的秘密

北京日报客户端7小时前

《史记》《汉书》中有“西汉置益州郡，领二十四县”的记载。汉代“郡县制”时期，“益州郡”的设立标志着中央王朝开启了对云南的正式管辖。“益州郡”具体又是如何治理的呢？这些是需要有大量文字记载来印证的。

文字记载之一：简牍

简牍，不仅为数千年前中华文明的繁荣兴盛、中外文明的交流融合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佐证，也让人们从另一个独特的视角窥见历史的细节。

从“河泊所遗址”里，共出土了50000余枚简牍，其中有字简牍有14000余枚。这些简牍里，保守估计发现文字约10万字，是迄今为止云南发现的数量最大的一批出土文献。

简牍里的内容非常丰富，包含文告、官方往来文书、司法文书、户版、名籍、邮传、物资出入、家庭财产申报、书信和典籍等，涉及政区建制、职官制度、服役制度、司法制度、民族关系和交通状况等。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简牍，复原了‘益州郡’是如何对当地进行治理的，是中原制度在边疆落地的直接见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蒋志龙介绍。

“目前，出土的时代最早的一片纪年简牍写有‘始元四年’，时间是公元前83年。时代最晚的一片纪年简牍写有‘建安二十年’，时代是公元210年，两片简牍时间的跨度在298年。共出土了14位皇帝的年号，其中包含西汉的四位皇帝、两汉中间的王莽以及东汉的九位皇帝。”石寨山考古工作站简牍保护工作人员苏东晓介绍。

这些时间跨度为298年的纪年简牍的出土，是中央王朝对“益州郡”长期有效治理的最强证明。在出土的简牍材料中，“益州郡”下的二十四县县名全部出土。

“这片写有‘益州太守府’的简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片简牍明确告诉我们‘河泊所遗址’就是‘益州郡’郡治的所在。”苏东晓说。

更引人关注的是，有两件文书传递使用的封检均题写着“滇池以亭行”。相关研究表明，这是秦汉时期封检题署的常见格式，“滇池”指文书发送目的地为‘滇池县’，“以亭行”指按亭传递（大致十里设一亭）。这表明汉朝在“益州郡”建立了邮传制度且非常严密完善。

不仅如此，河泊所遗址出土的这批珍贵简牍，还完整再现了汉代西南地区郡、县、乡、里四级地方行政区划和组织层级，填补了汉代社会基层结构的空白。

文字记载之二：封泥

封泥是中国古代简牍文书或物品捆扎结绳处的泥团，通常盖着主人印章，既能标识来源，又能防止被私拆。一般来说，官方文书资料会采取焚烧、填埋等方式集中销毁，在焚烧过程中封泥发生陶化，因此被保留了下来。

在“河泊所遗址”，与简牍互为印证的，是2000余枚封泥的发现。“益州郡”二十四县已有二十县的封泥出土。

尤为珍贵的是2019年1月，考古队员在清理90号灰坑时，惊喜地发现了“滇国相印”“王敞之印”“田丰私印”等封泥。

“‘滇国相印’封泥出土与‘滇王之印’相互印证，不仅弥补了古代文献关于古滇国史迹记载的缺失，还从实物资料上进一步证实了古滇国的存在，更表明汉武帝在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的同时，也设立了‘滇相’，形成‘郡国并行’的治理模式，既保留滇王‘复长其民’的传统权威，又通过‘郡县制’将边疆纳入国家行政体系。”蒋志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