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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世纪，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长安城的朱雀大街，108坊的晨鼓便准时敲响。这座周长36.7公里的盛唐都城，以朱雀大街为中轴，像一方精密的棋盘镶嵌在关中平原上，不仅是帝国的政治心脏，更是当时世界上最开放的文明熔炉。
长安的开放性首先体现在城市布局上。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重结构中，外郭城分布着2个超大型集市——东市“百国商贾云集”，西市“胡风日夜喧嚣”。考古发现，西市遗址出土的波斯银币、东罗马金币，印证着这里曾是丝绸之路的终极市集。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曾在《望乡诗》中描述：“长安城里觅生涯，三十年来类转蓬”，正是当时外籍人士在长安生活的缩影。据《唐六典》记载，常驻长安的外籍人士超过5万人，波斯的珠宝商、粟特的乐舞队、大食的传教士，与穿着胡服的长安贵族擦肩而过，构成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景。
文明的交融更体现在生活细节中。大明宫遗址出土的唐三彩骆驼俑，驮载着装满丝绸的胡商行囊；长安贵族的宴会上，常常有来自康国的胡旋舞伎，她们身着紧身胡服，在小圆毯上急速旋转，正如白居易诗中所写：“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饮食上，源自波斯的“三勒浆”（葡萄酒的一种）成为文人雅士的最爱，而胡饼（芝麻烧饼）则从市井小吃变为宫廷茶点。更值得关注的是文化制度的兼容：国子监开设波斯语、梵文课程，鸿胪寺专门接待各国使节，甚至允许外籍人士参加科举——大食人李彦升便在唐宣宗时期高中进士，留下“异域登科”的佳话。
这座城市的包容性，本质是盛唐文明自信的外化。当长安西市的胡商能与汉人百姓同立市籍，当景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祆教的教堂与佛寺、道观比邻而建，这种“和而不同”的气度，不仅成就了长安“世界城市”的地位，更让中华文明在吸收中焕发新活力。正如敦煌出土的《王梵志诗》所云：“我昔未生时，冥冥无所知”，而长安的存在，正是让不同文明在碰撞中照见彼此的光。
站在今天回望，长安的街巷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但那些胡旋舞的褶皱、骆驼商队的铃响、多元文明的回响，依然在讲述着一个开放时代的智慧——真正的文明强盛，从来不是闭门造车的孤芳自赏，而是如海纳百川般的从容与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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