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眼新闻客户端7小时前
6月19日，在第三十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贵州展区《贵州文库》（二期）新书推介会上，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周绚隆结合自身二十余年古籍出版经验，向嘉宾和读者分享了关于中国古籍整理现状与未来发展的见解。
周绚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古籍整理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果。他特别提及《贵州文库》的编纂思路，赞赏其不仅收录传世经典，更将地方契约、法律文书等社会史料纳入视野，这种方式对更完整、细致地还原古代社会至关重要。
周绚隆指出，当前大型项目多依赖影印出版，虽能快速实现文献传播，但本质上属于简单搬运。真正的整理应让无序变有序、艰涩变易懂。他强调，影印虽在基础文献未公布时重要，但当核心文献已基本面世后，应逐步降低影印占比，并转向“深度整理”，真正赋予古籍新的生命力。
“古籍整理目前还面临着严峻人才的短缺问题。”周绚隆说，古籍整理对专业素养要求极高，需精通文献学、古代汉语、历史等知识，但受限于相关评价制度、行业经营压力等问题，人才队伍成长缓慢，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古籍整理需求。
对此，周绚隆认为，做好古籍整理工作，应明确古籍的性质区别与保护整理，确保真正有价值的文献成为整理出版的对象。同时，要积极推进古籍整理与数字化技术的深度融合，借助技术力量减轻基础劳动负担，让专业人员得以专注于深度研究与整理，提升工作效能。此外，高校和行业要重视文献基础训练，投入资源培养专业古籍编辑队伍，加强古籍整理人才建设，为中华文化传承奠定坚实的基石。
“我国现存数量庞大的古代典籍，是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对其深厚的思想内容、丰富的知识构成、古奥的语言表述，我们要有足够的敬畏之心。”周绚隆呼吁业界迎难而上，立足长远，助力中华古籍在新时代绽放更加夺目的光彩。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陈美伊 马圣耘 漆云 张丽
编辑 徐微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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