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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的夏天，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我心头。高考放榜的那一天，我攥着那张写满失望的成绩单，脚步虚浮地走在回家的路上。那年我才16岁，因为平日里生活条件艰苦，身形又瘦又小，从记事起，我几乎都在学校度过，农活干得少之又少。如今高中毕业了，却与大学失之交臂，我满心迷茫：不上学，我能干什么？我要力气没力气，要技能没技能。
回到家后，我不吃不喝，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天。母亲看着我日渐消瘦的模样，急得直掉眼泪。她坐在我的床边，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发，声音里满是心疼：“孩子，别这样。去复读吧，再试一次，说不定就能考上大学了。”母亲的话像一束微弱的光，照进了我黑暗的内心。
我听从了母亲的建议，来到学校，恳请老师让我复读。可没想到，复读也需要考试。我满心忐忑地走进考场，却还是没能通过。那一刻，绝望如潮水般将我淹没。我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日唉声叹气，不愿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
母亲没有放弃，她四处托人。她先是找到了郑庄教过我数学的宋老师，宋老师听了我的情况后，无奈地直摇头：“这孩子成绩太差了，就算复读，也很难跟得上课程啊。”母亲不甘心，又找到了在射桥完小教书的小姨夫，希望能让我从初中复读。姨夫一开始也面露难色，但看在亲戚的份上，最终还是答应了。就这样，我走进了射桥完小，重新踏上了高考的征程——这已是我为命运奋力一搏的第二次征程。
还记得那天，我怀着紧张又期待的心情，走进了射桥完小。姨夫是教初中三年级物理的，他把我安排到了他的班级。我小心翼翼地走进班主任的办公室，那是一间光线昏暗的屋子，角落里放着一张破旧的办公桌。班主任是个50多岁的黑瘦老头，戴着一副老花镜。他翻开桌上的入学登记簿，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声音沙哑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我紧张得声音发颤，啜喏着说：“哦，我叫麻 - 文 - 文超。”我的声音小得连自己都听不清。他疑惑地从老花镜镜片上方露出苍老的眼睛，问道：“什么？文周？”我心里慌乱极了，不敢纠正，只能小声应了句：“嗯。”就这样，他在登记本上写下了“麻文周”三个字。从那以后，这个名字就一直伴随着我。
我入校时，学校已经开学快一个月了。我跟着同村的同学国旗走进教室，老师把我安排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坐在我前排中间的，是一个又黑又瘦的男生，他穿着肥大的衣服，两只眼睛却炯炯有神。他一会儿和左右两旁的同学交头接耳，一会儿又回过头来东张西望，还时不时毫无顾忌地放声大笑。同桌悄悄告诉我：“他叫赵巍，大家都喊他小斗，是吃商品粮的城市户口，家就在学校东邻。”
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还很大。城市户口的孩子每月有定量供应，吃穿用都有票证，能吃上好面、吃上肉；而农村还处在大集体时期，粮食产量低，农民一年到头，一家人分的粮食只有几十斤，平时吃的都是红薯面，只有过年才能吃上好面馍。所以，我们都特别羡慕城市里的孩子，把他们叫做“吃好面馍的”或者“吃国库粮”的。一般来说，城市孩子在农村孩子面前都高高在上，不太愿意交往。可赵巍却不一样，他从不嫌弃我们这些农村学生，总是和我们说说笑笑，还尽力帮我们解决困难。不管学习好坏，他都能和大家打成一片，同学们都很喜欢他。
但那时的我，因为高考落榜的打击，性格本就内向，一门心思只想学习。赵巍总爱找我说话，我觉得他是在“骚扰”我，心里很是反感。为了让他别再来打扰我，我在白纸上画了一幅“猎人与狼”的漫画，还在狼的旁边写上“赵巍”二字，然后把画送给了他。我以为他看到后会生气，没想到他不仅没有恼羞成怒，还耐心地帮我纠正了画中的错误，然后把画还给了我。那一刻，我既感动又惭愧，心里暗暗想：“原来他是个这么好的人，是我误会他了。”从那以后，我们交谈甚欢，感觉相见恨晚，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赵巍家就在学校隔壁，可每次放学，他都要把我送出射桥集才折回去；周末的时候，他还会跟我一起去我家，下到农田里刨红薯、晒红薯干，体验劳动的乐趣。他总是充满好奇地问这问那，还主动帮同村的人干农活，乐在其中。
在小黉庙上课不到两个月，初中三年级的几个班就搬到了射桥集南头的新校址。学校刚建好时，原先的班主任被调走了，新来的班主任是教语文的郑铁山老师。他见识广、风趣幽默，还会写诗，课堂上总爱给我们讲历史典故或民间故事。有次他讲完课，突然即兴吟诵自己写的七言绝句，逗得全班直乐。他尤其偏爱表扬我，每次作文评讲都举我的例子，听得我脸颊发烫，心里却像揣了蜜，渐渐有些飘飘然。教数学的胡和平老师刚毕业不久，还没结婚，总说自己是“副班主任”。为了盯着我们自习，他干脆把办公桌搬到讲台上，批改作业时笔尖沙沙响，我们连打瞌睡都不敢。有次我熬夜看书，他发现后没批评，反而从抽屉里摸出半块红糖：“熬夜伤神，含着吧。”
新校址没有宿舍也没有食堂，但学校要求每天上早晚自习。我家离学校有四里多远，为了方便学习，我每天上午放学都要回家一趟，拿上晚上和第二天早上的伙食，晚上就住在教室里。那时候天气渐渐冷了，中午回家，母亲会给我做好白面掺杂面的烙馍，早晚就只能啃凉馍。到了冬天，烙馍冻得硬邦邦的，一啃就是一嘴冰渣子。没钱买茶，我就用麻绳拴着啤酒瓶子，在校园里的土井打水喝。赵巍知道后，经常从裤兜里摸出几枚硬币塞给我，说：“拿着，去买瓶茶喝，暖暖身子。”那时候，一瓶茶才2分钱。没有菜吃，他就从家里给我拿酱豆子。更让我感动的是同学韩群，有次他看我晚自习没回家，竟把热乎的玉米面馍揣在怀里，趁课间偷偷塞给我，馍上还带着他的体温。“文周，趁热吃，我娘烙的。”他搓着手，笑得有些腼腆。
没有寝室，我们就把三张课桌拼在一起当床，能睡两个人，白天上课就把被子放在梁头上。教室白天是学习的地方，晚上就成了我们睡觉的寝室。
因为高考落榜的教训，我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如饥似渴地看书，恨不得把每一分每一秒都用来学习，浑身仿佛有使不完的劲。无论刮风下雨，我从不缺课。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其他同学总是成群结队、慢悠悠地走着，我却大步流星，有时甚至小跑起来。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浪费时间，我要努力学习，考上理想的学校。每天晚上，等教室里的灯都熄灭了，我就偷偷从被窝里爬起来，钻到桌子底下，用纸把煤油灯罩起来学习。
我从小就爱看电影，有一次射桥庙会，学校大门口连续放映了三晚电影，我放学路过时，连一眼都没瞥。功夫不负有心人，期末考试时，我考了全校第一名，化学、数学都是100分，语文考了96.5分，全校通报表彰。教导主任在总结大会上点名表扬了我，还把我树立为学习标兵，说我“坐断板凳腿”。教我化学的姨夫，也因为我在老师们面前倍感荣光。
曾经从初一重读、一直成绩优异的麻金中，在大家的恭维声中渐渐迷失了自己，三年后，也变得平平无奇。看到我后来居上，他虽然心有不甘，却也无可奈何。同村的国旗曾和麻金中一起从初一重读，当时也和我同班。他期终考试进了前十名，本有希望考上平舆一高，却渐渐在表扬声中飘了起来——开始讲究穿戴，皮鞋擦得锃亮，上课偷偷照镜子。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后，他更是心思活络，晚自习常溜出去“约会”。后来他的成绩一落千丈，落榜后对象也吹了，只能回家种地。而麻金中更曲折：他1977年就考上射桥高中，嫌学校不好，非要从初一重读，三年后还是只考上射桥高中，一气之下去了部队，复员后接了父亲的班当村干部。
班主任把我们班前十名的成绩用白纸放大，张贴在讲台墙壁上，前三名还用红字特别标示，我和赵巍分列第一、第二。一时间，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复习生，成了全校的名人。大家都对我刮目相看，在我的带动下，全班的学习风气越来越浓。之前贪玩捣蛋的同学也都变得认真起来，晚自习后，我的煤油灯周围总是挤满了看书学习的学生。班干部改选时，赵巍被选为学习委员，因为我平时不太活泼，班主任让我当了生活委员，主要负责每天早上喊大家起床。
那时候，除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等主科，其他副科几乎没有老师上课，我们只能靠死记硬背。英语我一开始还有点基础，能考100分，但随着课程越来越难，再加上受孔明超不学英语的影响，我的成绩越来越差。虽然赵巍每天早上都会拿着收音机，叫我一起听英语讲座，可我怎么也提不起兴趣。好在当年英语考试所占分数不多，对总成绩影响不大。1981年的中招考试中，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和赵巍等六名同学一起考上了平舆一高。和我一起考上的，还有同一个大队的龚明喜，后来他成了我的顶头上司——发改委主任，现在已经提拔为副县级干部了。
这段在射桥完小重考高中的第二次征程，是我人生中一段难忘的经历。它让我明白了，只要不放弃，努力奋斗，就一定能迎来属于自己的光明。也让我看清，命运的岔路口上，有人因虚荣迷失，有人因坚持发光，而那些在苦寒中递来的暖馍、讲台上的台灯，早已刻进了岁月的褶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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