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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众多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文字符号。这些符号不仅是中国文字起源的关键研究对象，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里程碑。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开始尝试采用更为系统和抽象的方式表达思想和进行社会交流。尽管这些符号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差异，但它们共同承载着早期人类对自然、社会和宇宙的认知与想象。
一、贾湖遗址刻符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距今约9000至7500年，是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的代表性遗址，也是中国最早的刻符发现地之一。该遗址中发现的17例契刻符号（图1），分别刻在龟甲、骨器和陶器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符号中对眼睛的描绘非常独特，它们与商代甲骨文中的“目”字形态截然不同，呈现出一种更为具体和正面的眼形。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对贾湖刻
图1 贾湖遗址出土的刻符
符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这些符号不仅对汉字来源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为商甲骨文历史源头探讨提供了可靠证据。
二、彭头山遗址刻符
彭头山遗址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城头山镇，距今约9000年，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在该遗址中发掘出土的一件棒形石坠饰上，刻有精致而工整的符号（图2），这种类似文字的符号在柳林溪和良渚等遗址中亦有出现，被推测为数字“五”或祭祀符号，可能象征着中国文字历史的最早起源之一。
图2 彭头山遗址出土的刻符
三、仰韶文化陶符
仰韶文化位于黄河中上游地区，距今约7000至5000年，属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仰韶文化的刻符主要发现于陶器之上，这类符号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址均有出土（图3～5）。其特点是以几何图形为主，笔画简洁，多由横、竖、斜划交叉构成，常见1至10笔划的符号，属于早期的抽象符号系统。如半坡遗址发现113件刻有符号的陶器，共有22种符号；姜寨遗址发现102件，有30种符号。这些符号多刻在红陶钵的黑彩环上，而部分符号在相距40～50公里的两个地方却重复出现，表明它们可能已具备原始文字功能。
图3 半坡遗址出土的陶符
图4 姜寨遗址出土的陶符一
图5 姜寨遗址出土的陶符二
四、双墩遗址陶符
双墩遗址位于安徽蚌埠市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距今约7000年，属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存。该遗址中出土了630多件带有刻划符号的陶片，内容包括日月、动植物、房屋及渔猎场景。这些文字符号多刻于陶器底部，兼具标识与记录功能，是迄今为止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一批与文字起源相关的资料（图6、7）。
图6 双墩遗址出土的陶符一
图7 双墩遗址出土的陶符二
五、大汶口文化陶符
大汶口文化分布于黄河下游的山东省境内，距今约6500年至4500年，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大汶口文化出土的陶符主要集中在山东中南部地区，如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等遗址中发现有28个图画符号，包括日月形、日月山形、斧形、锛形、盆树形、花形、人面形等多种形态（图8）。这些符号被认为是骨刻文的前身，并被推测可能与记录自然现象或社会活动有关。
图8 陵阳河遗址出土的陶符
六、良渚文化刻符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的浙江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及良渚街道一带，距今约5300至43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在良渚文化遗址中，目前已出土了超过700种的刻划符号，主要刻在玉器、陶器和石器上（图9）。这些符号包括简单的交叉线符号和具有象形的动物图案（如鳄鱼、龟、虎等），部分符号可能与图腾崇拜或祭祀活动有关。2015年出版的《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一书，系统性地介绍了这些符号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些符号已经能够组合成句子，这表明早在5000多年前，中国的文字就已经具备了构成句子的能力。
图9 良渚文化出土的部分陶符
七、小河沿文化陶符
小河沿文化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流域至燕山东段一带，包括内蒙古赤峰及其周边区域以及辽宁西部，距今约5000至4500年，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代表。在内蒙古石棚山小河沿文化墓地中出土的一件斜腹陶罐上，发现刻有房屋、豆形、万字变形等复杂图案，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生活场景（图10），反映了从符号到图画文字演变的特征。
图10 内蒙古小河沿文化墓地出土的陶符
八、马家窑文化卍字符号
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中南部地区，距今约5000至4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在马家窑文化出土的彩陶上，装饰的“卍”形纹（见图11）是已知中国境内最早的此类符号，它后来演变为佛教的吉祥符号，这体现了新石器时代符号的文化传承性。
图11 马家窑文化出土的卍字符号
上述考古发现，揭示了新石器时代文字符号的广泛分布，呈现出“满天星斗”般的格局。长江、黄河、辽河流域均展现出独立的发展线索，这为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理论提供了有力支持。
关于新石器时代出现的刻画符号是否构成了文字，目前学术界存在很大争议。一方面，有学者支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部分符号如良渚文化中的刻符能够“连字成句”，显示出与甲骨文的传承关系，暗示这些符号已经具备了记录语言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大多数符号是孤立的，缺乏语法结构，可能仅用作标识、计数或装饰。实际上，除了已发现的刻画符号之外，早期的文字符号还可能广泛地使用了诸如竹简、木器等易腐材料，这导致了实物遗存的稀缺，因此在甲骨文之前的成熟文字系统未能得到完整保存。
因此，我们坚信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更多遗址的发掘，关于新石器时代文字符号的更多奥秘将会逐渐被揭开，必将会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理论，以及探索史前社会的认知能力和文化交流提供更加丰富的证据和线索。
三门峡市仰韶文化研究中心 杨海青 杨鸿星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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