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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惰才最丢脸
卢新松
三十年前，城市的风裹挟着改革的浪潮，吹散了国营企业铁饭碗的安稳。那一批下岗的职工，像被骤雨打落的叶子，飘飘荡荡落在生活的泥潭里。民政部门每月发放的130元生活费，是悬在头顶的一根蛛丝，细得让人提心吊胆，却又不得不攥紧。
我常去他们聚居的老旧小区，那里的楼道总泛着霉味。褪色的墙皮剥落成斑驳的鳞片，窗框锈迹斑斑，仿佛连阳光都懒得透过。他们或蜷在昏暗的屋里打牌，或蹲在墙角抽烟，烟雾与叹息交织成灰蒙蒙的网。有人端着搪瓷碗去公共水龙头接水，碗底沉淀着岁月留下的锈痕。那时的日子，像一潭死水，连涟漪都懒得泛起。
记得那是一个暮春的午后，我偶然得知某区急需清运垃圾的工人，每月能有500元的收入。这个消息像一颗石子投入死水，让我心头泛起微光。我踩着锈迹斑斑的楼梯，挨家挨户敲门，仿佛传递着某种救赎。门开时，他们的眼神像蒙着雾的玻璃，浑浊而迷茫。当我将消息说出，空气突然凝固了。有人嗤笑一声，有人将烟头狠狠按灭在水泥地上，还有人把嘴撇得老高，仿佛要扭到天上去：“亏你想得出来，那是人干的活吗？”那不屑的语气，像一根刺扎进我的心里。我望着他们沾满油污的围裙、松垮的裤腰，突然觉得，那些被“正式工”的身份宠坏的傲慢，正像一堵无形的墙，将他们困在更深的泥潭里。
两年后的寒冬，我在街角的劳务市场又遇见了他们。北风卷着枯叶，他们的身影在寒风中瑟缩，像几株被霜打蔫的草。曾经的“正式工”光环早已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布满冻疮的手和凹陷的眼窝。他们红着脸向我打听：“听说现在连扫大街都要考试，是不是真的？”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他们当年扭到天上的嘴，和如今垂到尘埃里的头。生活这把刀，终究削去了所有不必要的棱角。
后来在一个春意初绽的村子，我意外重逢了这几人。油菜花开的田埂上，他们正弯腰收割韭菜，裤脚沾满泥土，脊梁却挺得笔直。竹筐里的菜叶还带着晨露，鲜嫩得能掐出水来。见我走近，他们有些赧然地搓着满是茧子的手：“老卢，以前是我们糊涂啊……国家给的那点生活费，连孩子学费都交不起。后来连清垃圾的活都没了，这才明白，人活着，哪有什么高低贵贱的活？不下地，地里的庄稼可不认你！”
他们租下的菜园子，原是块荒了多年的薄田。头一年，他们像蹒跚学步的孩童，连锄头都不会握。春旱时，半夜挑水浇地，扁担压得肩膀肿起老高；夏涝时，赤脚在泥里挖沟排水，裤腿糊满黄泥。但土地是宽容的，只要你肯低头与它对话。第二年，黄瓜秧爬满了竹架，西红柿胀红了脸，辣椒串像喜庆的红灯笼挂满枝头。他们学会了看天候，辨土性，甚至琢磨起无土栽培的新法子。月均千元收入，是汗水在土地上开出的花。
我常驻足他们的菜园，看他们如何将生活重新编织。清早，晨雾未散时，铁锹与泥土的碰撞声清脆如晨钟；正午，烈日下，草帽的影子在菜畦间跳跃；傍晚，收工归家，裤管上的泥渍成了最骄傲的勋章。他们告诉我，如今最害怕的不是脏与累，而是哪天突然闲下来。劳动像一根看不见的绳，将他们与生活的土地重新系牢。
这让我想起菜园旁的老槐树。三十年前，它枝繁叶茂，树下总聚着闲聊的人；下岗后，树下空荡荡的，枝叶也日渐稀疏。而如今，树影婆娑间又有了人声，枝叶间漏下的光斑，仿佛重新焕发了生机。树不曾变，变的只是树下的人——当懒惰的藤蔓缠住心扉，生命便枯萎；而当勤劳的根系扎入土壤，再贫瘠的土地也能长出希望。
劳动的尊严，从来不在工种的光鲜与否。我曾见过清运垃圾的工人，在晨曦中挥汗如雨，将城市的污垢化作洁净的呼吸；也见过写字楼里的白领，在空调房里慵懒度日，灵魂却苍白如纸。那些将“体面”与“高贵”绑在职业标签上的人，不过是戴着一副虚妄的面具。真正的体面，是汗水浸透衣衫时脊梁的挺直，是双手磨出茧子时眼底的光亮，是无论境遇如何，都拒绝让懒惰蛀空生命的骨。
四季在菜园里轮回。春种时，他们与土地签订契约；夏耘时，烈日将皮肤晒成古铜色；秋收时，笑声混着果香飘散；冬藏时，为下一季的生机默默蓄力。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的鞭痕，也刻着重新站立的印记。有人对我说，现在最自豪的不是每月的收入，而是能挺直腰杆对人说：“这菜，是我种的！”简单的一句话，却比任何头衔都更掷地有声。
懒惰，才是生命最深的耻辱。它像一团阴湿的苔藓，附在墙角腐蚀意志；像无形的锁链，将人困在自我的牢笼；像一剂慢性毒药，让灵魂在懈怠中溃烂。而那些肯在土地上弯腰的人，纵使衣衫沾泥，脊背却向着阳光生长。他们用双手的纹路，写下一部最朴素的生存史诗——劳动不是惩罚，而是救赎；不是卑贱，而是高贵。
三十年的光阴，在老槐树的年轮里沉淀成一圈圈的纹路。下岗的职工们，从云端跌入尘埃，又在尘埃里捧出了金粒。他们教会我：生活从不颁发永久的勋章，唯有永不停歇的劳作，才能让尊严永不褪色。当秋风再次掠过菜园，金黄的落叶与翠绿的菜叶交织，我忽然明白——在这片土地上，最丢脸的不是满身泥垢，而是那颗拒绝耕耘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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