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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70后,对煤油灯还有清晰的记忆。在生产队,在大集体的年代,夜幕缓缓降临,一盏盏煤油灯被小心翼翼地点亮,微弱的光照亮了老屋,照亮了牛圈、马棚。
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还没有通电,照明依然使用煤油灯,家庭的标配都是自制的煤油灯,只有生产队才有豪华的马灯。顾明思义,煤油灯的燃料是煤油,别名“洋油”。在那个年代,“洋油”可是紧俏货,是要定时限量的。那么买“洋油”的钱,是家里的几只老母鸡,在一个月下的蛋,日积月累攒下来,一家老小都舍不得吃,赶明儿到集市上卖了,再用这些钱,买盐巴、铅笔、作业本、布料、安阳牌火柴等等。
记忆犹新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通电后的计划经济时代,我还与伙伴们一道,到十公里之外的果园供销社打“洋油”的时光。吃过早饭后,我们马不停蹄,一路不停歇地来到果园供销社,平生初次到访,我们饶有兴趣地在大街上兜了一圈,有果园公社、农业银行、果园粮所、果园高中、影剧院。最后步入果园供销社的殿堂,里面摆放着布匹、肥皂、食盐、糖果,最吸引眼球的是一个圆柱体的铁皮油桶,散发着一股股煤油烃香,煤油就盛在里面。我们请求工作人员,家离得远,来一次不容易,不妨多打一点。工作人员一脸严肃地回答,不行这是制度,都一样的,没有特殊。面对煤油,也只能多呼吸几口香气,装入胃里,带回家中了!最起码胃中的香气,可抵挡“叽哩咕噜、叽哩咕噜”的怨声了。
在挣工分的时代,白天父辈们都到地里干活挣工分,只有晚上空闲时,在煤油灯下与家人团聚,一边享受天伦之乐,一边还在不停地劳作。
吃过晚饭,在大人们的催促下,孩子们拿出书本和铅笔,开始写作业,读书、背书。母亲左手指戴着一个顶针,坐在床沿上纳鞋底、缝补被枣刺划破的衣服,被脚与鞋子摩破的袜子。父亲则拿起白天撒回的荆条,在编织篮子和筐子。有时在用尼龙绳与去除高粱米后,携带高粱壳的高梁杆,制作笤帚,和高粱刷子。可以把割下的草密密实实地扎进篮子,扛回家里喂牛、喂猪。也可以挑土、挑农家肥。筐子可以装玉米棒、玉米杆以及草料等。那么高粱刷子,可以在床上扫灰尘,也可以在按板上扫玉米面粉,也可以洗碗。这时,煤油灯会被临时提走,要给牛、马加草加料了,牛马在黑灯瞎火下,一声不吭地吃着草,它们没有怨言,只是站在牛槽边,默默地吃着,卧着静静地倒嗼。
等到作业写完了,高中刚毕业的三叔,在村子里当了一名民办教师。他吸着旱烟推开门检查我们的作业,有不认真的,是要在脑袋上“敲咣咣”的,那份疼简直撕心裂肺。
当我们脱下衣服,盖上被子,父亲拿起我们的衣服,在灯光下沿着领口和线缝逮虱子。胖乎乎的虱子,总是隐藏在衣缝处。吸血后,发黑油亮的虱子,父亲用两个大拇指甲,狠狠地把带血的虱子夹死,那白色的虱卵也被“咔嚓、咔嚓”地一股脑儿消灭掉。有时一觉醒来,父亲还在灯光下聚精会神地逮虱子。有时伯父在熄灯后,给我们讲岳飞击败金兀术、岳母刺字的故事。还让我们背《百家姓》,背一些古诗如曹植的《七步诗》。现在回想起来,伯父的授课,就像催眠曲一般,懒洋洋地快速进入梦想。
最后的煤油灯,被母亲一个人支使着。母亲一只手摇动着纺花车的手柄,一只轻轻捏手着直条形白白的棉花团。在“嗡嗡”高速旋转下,棉花团被快速拉细拉长,缠绕在纺花车上。有时母亲端坐在织布机上,带着引线的梭子,在来回游动,如鱼儿在水中荡漾。“咔咜、咔咜”仿佛母亲在弹奏贝多芬的《月光交响曲》,乐曲在明镜高悬的夜空久久飘扬。油燃尽,灯已熄,母亲才摇着头休息。
村头、村外,还有值更的人,提头马灯在村里巡逻,防火、防盗。
风风雨雨中,惊涛骇浪时,半个世纪,弹指五十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早已兑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世界共同体的梦想也会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实现。
煤油灯下是新征程的起点,用朴实的情怀,平凡的脚步,勤劳的双手握住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的方向盘,行驶于大江南北,七洲四洋,让我们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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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杜庚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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