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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故事‖鱼跃龙门意象的社会表征演变（下）
三、回归民间：鱼跃龙门的日常呈现与集体认同
（一）鱼跃龙门意象在文化空间中的应用
“龙门”“鲤鱼”等意象不仅频繁出现在语言体系中，更是随着士子群体流动在贡院等文化空间内留下印记。贡院是举行乡试的场所，明清时各地贡院建筑空间布局大致相似，从正门口进入贡院要穿过三道大门，分别是大门、仪门和龙门。龙门顾名思义有“鲤鱼登龙门”之意，考生参加乡试时需通过龙门进入试场。顺天贡院是举办顺天府乡试和全国会试的场地，是天下士子都向往的地方。在科场入口设置一道“龙门”，意在祝福每一位通过“龙门”的考生能像跃过“龙门”的鲤鱼一样高中，是官方对考生科考前景的美好祝愿。
顺天贡院东南角还有一条鲤鱼胡同，在科举时代，鲤鱼胡同内聚集着众多来京备考的士子，据清末学者朱一新在《京师坊巷志稿》中所述，鲤鱼胡同里还有一座山东试馆，是供前来应试的山东士子临时居住的场所。《翁同龢日记》载：“至鲤鱼胡同考寓，因访同邑诸君，多半不相识。复访李云甫。”
关于鲤鱼胡同的得名，民间流传着一则传说：住在贡院附近小胡同里的老人收留了一位千里迢迢前来赶考但因家贫而无处住宿的河南考生，开考前突然雷雨大作，一条金光闪闪的鲤鱼从天而降，落在考生所住的胡同里，后该考生果然高中。此后，全国各地考生纷纷来此胡同居住，沾沾跃龙门的喜气，鲤鱼胡同由此得名。民国后期，该传说依然在北平民间流传，多田贞一的《北京地名志》就记录了当时的传言：“此地离贡院很近，清时进京科考者很多，只要在这胡同借宿必然得中。”此语虽夸张，但足见鲤鱼胡同是考生心中灵验的神异场所，即使科举在清末已停废，但该传说又在民间流传了近半个世纪，体现了“鲤鱼跃龙门”故事的长久魅力。
（二）共有的“向上”心态
鱼跃龙门意象还以图像形式，作为装饰纹样出现在与科举文化相关的物件上。明清时期，鱼跃龙门主题图像就被应用于砚台、墨锭等文房用具上，如明万历甲辰年制的汪伯正龙门长方墨，墨锭正面图案是一条在悬崖峭壁间逆流而上的鲤鱼，颇具祝愿使用者一举中第的激励意味。砚台也多有该主题图像的纹饰，清人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中有“龙门变化”造型的砚台，说明其已成一款经典造型。该主题图像还被作为士子群体的象征应用到京剧服饰的纹样上。
可见，在鱼跃龙门传说变成符号意象的过程中，士子群体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鲤鱼化为神龙，品阶飞升；士子高中，跻身官僚阶级，二者都实现了身份和阶层的跨越，在“从下至上”趋势的空间概念上达成一致。因此，鲤鱼跃龙门意象成为士子群体常用的语言与图像符号。而士子生活空间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空间互有交集，平民出身的士子有机会进入官僚体系，在双方之间进行文化的交递，一般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受到士子群体科考氛围与仕进态度的影响。总而言之，科举制度增强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各阶层、群体的生活空间也因此产生重叠，使得曾流行于某一阶层、群体语言体系内的特殊意象符号有机会向其他阶层、群体传播。因此，鲤鱼跃龙门意象符号伴随着科举文化融入民间语言体系中。
形成固定模式后的社会表征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变化。鲤鱼跃龙门传说本就脱胎于民间，因士子群体长期借此意象以自喻而被赋予科举、仕进相关内涵。等它重新返回民间后，自然又要适应民间的日常生活表达。在民间，不同身份、阶层的群体互有交流，仕进虽然不是每个群体都会关心的事情，但鱼跃龙门传说所体现的奋力向上的冲劲却是普罗大众心向往之的。久而久之，鲤鱼跃龙门意象便泛化成表达美好寓意的传统吉祥符号。在清代传统民居装饰中，鲤鱼跃龙门是频繁现身的吉祥图案， 且分布甚广，富贵之家、平民小户皆喜爱，接受度具有全民性。鲤鱼跃龙门意象从语言符号走向图像化，作为经典装饰性图案融入各阶层的日常生活中。
结 语
更上一层楼的向往固然让人心生期盼，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一帆风顺地实现，“龙门”终究是高不可攀的，这条界限始终具有“从下至上”方位的单向制约性。在古代社会，从下位通往上位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成功登上龙门的鲤鱼数量极其有限，实际上也映射了科考通道之难。据张其凡统计，纵观有唐一代，科举取士的额数平均每榜仅28人。即使是在冗官问题颇为严重的宋代，平均每榜取士虽有数百，但与数以万计的应试士子总基数相比，依然是很小的比例。范进中举后的狂态并非凭空而来，在这样的录取比例下，普通士子能够中举已是光耀门楣的大事。而现实中，像蒲松龄那样参加乡试屡试不第做了近一辈子生员，甚至像孔乙己那样未过童试只能做老童生，才是大多数平凡士子的人生写照。同样，古代民间绝大多数人也难以实现越过越好的美好愿景。正因如此，被大多数人仰望却不可及的“龙门”才更显得宝贵，鲤鱼跃龙门从一则充满神幻色彩的传说演变为语言、图像表征的价值就在于此。
文章来源：《艺术与民俗》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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