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奶奶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少，因为我六岁时，奶奶就离开了我，关于她的许多事，还是母亲告诉我的，再有，就是我手里一直保存的这张相片啦。

这张相片很小，只有大拇指一般大，纸有些发黄，里面的影像也有些发黑，一看就是保存的年代太久。这不奇怪，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是1960年，地点是一个小四合院，奶奶怀里抱着我，正坐在院子里的板凳上乘凉。那时，我们家还不住在三里屯，而是在东交民巷3号，一个市委机关宣传部的宿舍里。

东交民巷，是北京很有名的一条胡同，北京人没有不知道的，清朝时期，洋人就在这里修建了各国大使馆，一直到民国。因此，胡同里保留了许多西洋风格的建筑，造型精美，别具一格，是京城有名的使馆区，当年，李大钊就是在这里的俄国大使馆被捕的。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一切收归国有，大使馆，包括邻近四合院，都被各个单位、饭店、宾馆占据，包括市委机关。我父亲当时在宣传部工作，几年前，由于和母亲结婚，才有幸分到了3号院这么一间平房。

从照片里看，我奶奶穿着盛夏季节才穿的短袖衫，头发往后梳着，一丝不乱；从相貌看，高颧骨，深眼窝，宽额头，脸上堆满了慈爱的笑容。

这也难怪，我父亲是奶奶最小的一个男孩，在他前边，除了有一个大儿子，中间生的五个孩子全是女娃，直到快四十岁了，才好不容易生下个男娃。如今，这个已经长大结婚的男娃，又生下她的小孙子，让她子孙满堂，全家和美，她当然高兴坏了。而且，就连我这个名字，都是我奶奶给起的。

我是在1960年4月5日，出生在一家妇产医院。据母亲讲，她生我的时候非常困难，煎熬了两个多小时，还是不能顺利把我生下，最后，是大夫用产钳夹着我的脑袋，把我夹出来的。我出生那天，父亲不在身边，他当时正在西郊四季青公社下乡劳动，回不来，是我大爷、大妈一直在医院陪着我母亲。因为4月5日那天，恰巧赶上是清明节，奶奶就跟家里人说，如果我生出来是个女孩，就叫“清”；是个男孩，就叫“明”，所以，“代明”这个名字就是这么得来的。

父亲知道后，也很高兴，他在当天的日记本里写道:“叫‘明’挺好，一个日字，加一个月字，但愿他日后能像日月一样，在天空发出夺目灿烂的光彩”。

母亲出院后，为了方便照顾儿媳和我，奶奶就主动搬来，和我们一起住了。

奶奶的老家是江苏宜兴，我爷爷在当地算是很殷实的一户人家，光祖上传下来的，就有几十亩田。我爷爷非常开明，很早就在宜兴办起一所学校，吸收十里八乡的孩子来学习文化知识，他还发展实业，开办了一个养桑场，养活了村里一大批人。只可惜，他只活到四十五岁，1940年就因病去世，只留下我奶奶一个人撑起一大家子，独自把孩子们带大，因此，我也是从来就没见过我爷爷。

我奶奶生下的大女儿、三女儿，我管叫她们大姑、三姑，很早就嫁出去了，随丈夫在上海定居；我的四姑，也就是她的四女儿，嫁给了山东济南一户人家。剩下的大儿子，我叫大爷，二女儿，我叫二姑，还有我父亲，三个孩子，则是全国解放时先后来到北京，上学的上学，工作的工作，嫁人的嫁人，宜兴老家只留下一个五姑，也就是她最小的女儿，在照顾她。前几年，奶奶看到我大爷家的几个孩子，年纪小，需要人照顾，就离开家乡来到京城。如今，随着我这个宝贝孙子的诞生，奶奶转而又来照顾我，和我们一起住在东交民巷那间平房里。

考虑到老人这时已经六十多岁，怕她累着，父亲还请了一个保姆，与奶奶一同照看我。

我也是从那这张黑白照片里，第一次看见小时候的自己：奔楼头，胖脸蛋，挺着个小胸脯，攥着拳头，一副八个不忿七个不服的劲儿，没有一丝笑模样，仿佛从那时起，就知道了“人生之多艰”。我与奶奶一样，也是穿着一件短袖衫，胸口还绣着一个像是河马的头，腿上是长过膝盖的短裤，表明这时的天气应该十分炎热。据此推断，这张照片拍摄于同年的七八月份，那时我刚满三个月。

由于年纪太小，我至今对奶奶实在没有什么印象，只知道，奶奶非常疼爱我。当时，除了我大爷、二姑在北京，还有我爷爷二房生的外女儿，我叫莎莎姐，也定居在京城，还生下自己的两个女儿。

后来，莎莎姐来到我家，就提到过我奶奶。说奶奶喜欢我到什么程度，虽然她自己的两个女儿当时也很小，跟我差不多的年纪。但每次买来新鞋，奶奶总是先紧着我穿，等我穿过一段时期，奶奶才会对莎莎姐说:“这双鞋，小明穿不下了，就给你们家孩子穿吧！”我记得很清楚的，只有一件事，那是父母在厨房做饭，我去厨房玩，不小心把装油的瓶子打碎了，父母非常严厉地训斥了我，因为那年月，一瓶油是很昂贵的。这时，奶奶就站了出来，像老鹰捉小鸡游戏中的老母鸡一样，护着我，不让他们说我，我才得以免遭责罚。

当然，奶奶这样偏疼我，是有原因的，说出来可能带点迷信色彩，因为我和奶奶都是属鼠，不像我父亲属龙，民间传说，龙与鼠相克，所以，奶奶尽管对父亲始终心存芥蒂，对我却非常亲近。

我出生那年，也就是1960年，正赶上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家生活条件好些，但也是每天只能吃到土豆、白薯。结果，还很年幼的我，吃多了这些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涨得像个小皮球。家里人赶紧把我送到医院，大夫又是捏积，又是在肚脐眼儿贴膏药，才把涨肚给治好。但也从此落下病根儿，就是肚子怕着凉，即便酷热难当的盛夏，我也不敢光脊梁，必须穿上背心，裹住肚子才行，否则，就会被风吹着，闹肚子。

我手里还有另一张奶奶的照片，是于1962年秋天，在室外拍摄的。母亲抱着2岁的我，笑得格外灿烂；这一次，奶奶戴着一顶绒毛圆顶帽，就像从后面闪出半个身子，面对着镜头，仿佛用和蔼的口气正在问:“小明，怎么样，你现在过得还好吗？”我每每看到此，眼泪几乎都要流下来。

我们家在东交民巷的那间平房，面积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住的除了父母，奶奶和我，还请了一个小保姆，五口人住在一间小平房里，实在太挤。父亲就向领导提出申请，领导还算不错，还真分了一间房给我们，这时，恰巧有父亲住在东郊三里屯的同事，想住得离单位近点，我们和他做了调换。就这样，在东交民巷我只住了三年，1963年，全家就从那里搬走，搬到了北三里屯十九号楼的新家。

转眼，又是一个三年过去了，运动开始，奶奶被迫从北京回到江苏宜兴老家，没过多久就在老家病逝，终年73岁。据在宜兴老家的亲戚说，奶奶临死前，最关心的就是我，屡屡向五姑问起我的情况。

五十年后我回到宜兴，我跪在奶奶的石碑前，放声痛哭，我后悔自己来晚了，以后再也无法看到她，报答她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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