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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新闻客户端1小时前
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向静 湘西报道 一个几乎不识字的人，写出了一本十万字的自传。 她叫阿包，本名李玉春，1968年出生在贵州省雷山县固鲁村的苗寨。阿包来自她的苗族本名“包里给”——在苗语里，“包”是路边生长的一种带刺的草。贵州漫山遍野都长着这种草，父亲便给她取了这个名字。 翻开《阿包》，第一章开头就是这样的句子：“我是不是因为投错了胎才来到人间的什么动物？……我依旧没有改变一生是牲口一样的命运？”这不是修辞，是她对前半生最直白的命名。八岁丧母，十二岁攒了两块八毛钱自己跑去报名读书，只读了两年便被迫辍学。此后几十年，她扫过厕所、搬过水泥、做过护工，1995年外出时遭人拐卖，又逃了回来。这些经历都成了书里的文字——“我八岁那年，我妈死了。继母带来四个娃娃，舀饭要排队，跑慢了就没得吃……”没有一个生僻字，却重得让人读不下去。 一部手机，写下十万字 为什么要写书？阿包在自序里写道：最早产生这个念头，是被拐卖逃回贵阳之后——她只想告诉两个女儿，那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可她不识字，根本不知道该怎样把经历的一切写下来。 文学史上有一个长久的悖论：最贴近土地的生活，往往离文学最远。而阿包与文学之间隔着的，不只是一支笔，而是整个文字的世界。 转机出现在2018年。旧雇主、湖南科技大学教授潘年英病倒，她前去照顾.服侍之余讲起半生经历，潘年英劝她：“阿包，你可以写一本书。” 文字把她挡在门外，数字技术却给她推开一扇窗。女儿教会她手机语音转文字，她便在夜深人静时按下语音键，“像在微信和抖音上跟人聊天一样”，先讲给手机听，再按翻译键变成字，一笔一画抄到本子上。前前后后大约一年，写满两本信笺、两个笔记本。 潘年英花了一个多月帮她修订书稿，随后又四处奔走，寻找出版社。有出版社觉得文本太口语，建议往文学上“靠一靠”，潘年英不同意——“《阿包》的价值就是它的口语性、民间性。” 几经辗转，终于有一家出版社同意出版，并最大限度保留阿包最本真的表述。2025年1月，《阿包》出版，十万字，薄薄一册，扉页印着一首她用汉字记音的苗歌。“在娘家愁啊，在夫家也愁……”这首唱了一辈子的歌她并不喜欢，却把它记在了一生的扉页上。 我们在许多书里读到过逃离、觉醒、对抗，但在阿包这本书里，读到更多的是忍耐、承受、坚持。她不用“苦难”这个词，只是把日子一件一件摆出来——写的不是传奇，是千千万万基层群众真实的日子。也正是这份不加修饰的底层叙事和困境中透出的顽强生命力，让无数读者为之动容。 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双向奔赴 近年来，“素人写作”渐成气候，一线工人、外卖骑手、乡村教师陆续提笔，写下自己的劳动与生活。而在这一群体中，阿包的位置很特殊——她几乎是站在这条队伍识字量的最低处，连“写”本身，都是借一部手机重新学起的。 2024年7月《延河》编辑部首次提出“新大众文艺”概念，倡导文艺回归大众、回归日常，依托数字赋能，让普通群众成为文艺创作、传播的核心主体。 阿包在吉首市乾州古城半亩方塘举行创作主题分享会。张先觉 摄 阿包的写作历程，正是对新大众文艺理念最生动、最鲜活的实践。她跳出传统文学的创作范式，以生活为底稿，让扎根乡土、贴近基层的真实故事走进大众视野。而新大众文艺的时代浪潮，也为千万个“阿包”打开被看见的通道，实现了平凡个体与新时代大众文艺的双向奔赴。 识字从来不是写作的资格线，生命经验的密度才是文学的本体。阿包在自序里说：“如果没有手机，或者手机上没有这个功能，那我可能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可那些内容，早在她动笔之前就已经“写”在那里了。当越来越多的基层写作者带着自己的生活语态、朴素表达走进文学，文学的语法也因此变得愈发包容、多元。 书出版后，阿包的日子还是老样子，她还写了自己的第二本书，也许会叫《姊妹》，讲述自己做家政时遇到的事，那些憋在心里的故事，她想一一讲完。写作没有改变她的生活，却悄悄改变了更大范围的东西——在文学的版图上，那些从未被书写过的人，开始亲手写下自己。 新大众文艺的“新”，或许正在于此：不是新的风格，而是新的作者，是那些终于被听见的、亿万普通人的声音。 阿包在书的末章，写下这样一个朴素的标题——“像我们这样卑微的生命”。也许当最平凡的生命开口诉说过往、执笔书写人生之时，正是文学最为丰盈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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