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叙述，一切都会沉默，都会成为永远的虚空。

——题记

1

前一天，父亲坐在屋檐下的一把藤椅上，开始讲述他从前的生活。那时候母亲在屋子里忙碌。他要求母亲停下来，坐在他的身边听他说话。他说他讲的都是她不知道的事情。他脸色红润，口齿清晰，看上去很健康。之前几天他在镇上的医院输液治疗，每天早晨去医院的时候，他坐在轮椅上，我推着轮椅从街道上走过去。他的脸面和腿脚肿胀，嘴里发出粗重艰难的喘息声。他不太配合治疗，总是偷着把输液管的开关开到最大，这样就可以早点结束。他悄悄地跟母亲抱怨说，他觉得这一次输液没有效果。他看起来很难受。但是我们不相信他的话。我们认为，他肯定会恢复，就像往年一样；他身体很好，在漫长的人生中，从未生过病，除了偶尔感冒一次。输液也只是近三四年的事，医生说他有哮喘和肺心病，到他呼吸不畅和持续咳嗽的时候，我们就陪他到镇上的医院去输液，一周之后，他的症状就会迅速缓解。之前是这样，这一次也一定是这样。

所以，他坐在藤椅上跟母亲说话的时候，我不在他的身边。我前一天回兰州了，学校已经开学，我要去上课和上班。我告诉他说，过几天我就回来了。（现在，我觉得回兰州是一个特别愚蠢的决定，其实我也可以跟学校请假，也不至于非回去不可。我应该陪在他的身边。）

那一天，父亲从中午开始讲述，一直到了晚上。他讲述命运，他早年的孤独和艰辛，他晚年的幸福生活。他说人的命都有定数，该有什么就有什么，他的命是好的。他过得如此好，就能说明他一生没有做过亏心事，没有害过人，这是福报。然后，他的讲述转向了母亲。他的语词热烈、生动、妩媚，甚至于煽情。他就像是一个陷入浓烈爱情的少年。他说：你说说，我咋就遇上了你？我的命咋就这么好？唉，你说这神奇不神奇？唉，这就是命。你说说，我的命好不好？这些话语他重复了很多次，就像是炽烈的表白。他说当初有好两家的人来提亲，都说得天花乱坠，那家里的女人也中意他，想和他过日子，但是他不愿意，他一眼就看出来她不是他要找的女人。他说，你知道是谁吗？他说了两个女人的名字。这些事和人是他第一次说起，从前从未提起过。他强调说，他要把母亲不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他迫切地想和母亲分享他的秘密。他提起的那两个女人母亲都知道。一个还活着，已经过了90岁，但她过得并不好，因为她是一个坏人，曾经对家里人下毒；另一个女人已经死了，也过得不好。他说他第一眼看见母亲，就知道她正是他要找的女人，就知道他眼里看到的一点都不会错。他说他何其有幸，遇到了母亲。你咋就对我那么好？你说好玩不好玩，你咋就对我那么好？说到这里，父亲发出响亮的笑声，他的脸色红润，羞涩又热烈，就像是一个春心荡漾的少年。

母亲觉得惊奇又害羞。在他们漫长的岁月里，父亲从未有过如此热烈的话语。当然，她也觉得愉快。每一个女人都乐于接受真诚热烈的爱情表白，母亲也是。而且她发现，父亲在滔滔不绝地讲述过程中，之前一天额头和眉毛上油浸一般的蜡黄正在褪去，正在逐渐地泛出和他的脸颊同样的红润色泽。她没有任何不好的念头，相反，她觉得这是康复的迹象。她的腰腿疼，每天在医院里陪伴父亲，还要忙着做饭，定时给父亲吸氧吃药，已经辛苦到要崩溃。她觉得终于到了可以休息的时候。她的心里充满了欢喜和欣慰。也许从明天开始，她又可以对着父亲说，跟你说话就费劲死了，说啥你都听不见。然后父亲的眼神里就充满了委屈，他小心巴巴地用讨好的语气说，你又在骂我呢，你好好说，刚才到底说的是啥？母亲这时候就突然变得温柔，她把嘴巴凑到他的耳朵边，缓慢又清晰地说，谁家的男人生病了，街道上谁和谁吵架了。

我们也觉得他就要痊愈了。还有一个多月是他的生日，和往年一样，我已经在准备他的生日宴会。我的计划是这一次要请镇上的自乐班（小型的戏班）在院子里演唱秦腔。此前的几次生日宴上，他强烈反对我的安排，最终取消了演出。他说他不喜欢。实际上他是舍不得我花钱。之前的某一天，母亲在电话里说，父亲让我给亲戚们说一声，叫他们不要来庆生了，他的想法是今年不过生日。我笑了笑说，年年都在过，今年怎么能不过呢？（后来的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父亲关于生日的过与不过的话题，表达的并不是节日、仪式和团聚，而是某种界限、某种节点以及由此带来的眷恋和感伤。）

那天晚上，我在兰州和父亲打了视频电话。女儿正在收拾行李准备返校，买的是第三天的车票。下半年她要去欧洲交换访学。她对爷爷说，你身体要好好的，我过年就回来了。我们和他聊天的时候，我惊奇地看见他的无比红润的脸庞，就仿佛是传说中的佛光照耀那样；他的声音清澈明亮，而且我们说的话他全都能听得清楚明白。他在手机屏幕上生机勃勃，就像是突然年轻了几十岁。他朗朗大声地和我们说话，并且不停地叫我们“蛮个”（宝贝）。他前后叫了十几次。他欢乐又大声地说，蛮个，去吧，去吧。

但是，我没有觉得他的欢愉有什么不好的、令我们不安的迹象，虽然和平常的欢乐显得很不一样。我觉得他完全康复了。我也因此而感觉到强烈的喜悦。我大声地对父亲说，好好休息，过两天我就回来看你了。

2

8月27日早晨，四点钟，父亲从炕上起来，穿好衣服，一一把纽扣系得整整齐齐，从炕上下到地上，穿好鞋子，接着他戴好帽子，站立起来，挺直腰身，朝门外走去。母亲在他下炕的时候醒了，问他干吗去？父亲口齿清晰地回答，上厕所。母亲朦胧之间又睡过去，十分钟之后惊醒了，她突然想起来，父亲很少在这个时间起来——大部分时候都是六点左右醒来，然后去厕所。而且他上厕所时只是披上外套，靸上拖鞋。然后拄着拐杖，出了房门。母亲听见父亲轻微、缓慢但是清晰的脚步声。之后院子里重新陷入寂静。母亲被一种不好的感觉包围，她手忙脚乱，衣服也没有穿好，就出了屋门去后院里寻找。

后院的门开着。天还没亮，后院的灯也没开。夜色里一片黑暗和静谧。母亲打开了手电筒。父亲坐在后院靠近门口的坐便椅上。他的身体端正挺拔，双手扶在椅子的扶手上，合上双眼，神态安详又平和。他就像平常时刻，坐在上房里的藤椅上，与我们说话的时候，或者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晒太阳的某个时刻。他在闭目养神，在享受他一生期待、永远热爱的天伦。

他就这样走了。

3

母亲在哭。从早晨到夜晚。从黑夜到天明。她的泪水明亮。她的世界，她的生活崩塌毁坏。她不相信这一切，她说父亲还在，她看见他在院子里走动、咳嗽，脚步和拐杖发出声响。起初，她说他什么都没说就这么走了，你怎么这么狠心；后来，她说他其实把什么都说了，只是她太愚钝，没有听明白。她跟每一个来看她的人讲述父亲最后一天的景象，她不厌其烦，絮絮叨叨。她不吃不喝，整天整夜流泪。她的血压升高，很不稳定，她大汗淋漓，心率异常增高，并且一直停留在骇人的高位。就像是她从那天凌晨开始，一直在进行剧烈的体力劳动。人们开始吊唁的时候，她对我说要大声哭泣，要是哭泣的声音不响亮，镇上的人们会笑话我们；到了葬礼快要开始的时候，她再一次叮嘱说，墓前的哭声要大声并且持续。她对我们的哭泣声音不满意，不够响亮，不够整齐，不够持久。看上去就好像我们不够悲伤。葬礼结束后的第三天，我妹妹和妹夫们开始收拾房间和院子里的杂物，父亲用过的大部分物品都要分拣、归类和清理。母亲再一次发出明亮的哭声，她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我还没死，你们为什么这样？你们不如连我一起扔了。我和两个妹妹围着她，给她擦眼泪，亲吻她的额头，告诉她所有的老人走了之后，都要清理他的物品；告诉她我们都很爱她，相比于父亲活着的时候，我们比以往更爱她。

4

母亲的哭泣停止了。她相信我们，就像她在长久的生活里相信她们的爱情。她和父亲都是普通人，和千千万万个普通的乡村百姓一样，但是，她们拥有热烈、真诚、相濡以沫的爱情。这些沉默而灿烂的爱情和生活，充满了令我们惊奇的、几乎是罕见的传奇。如果我不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所有的记忆最终会成为沉默的过往，会成为轻盈的风，轻盈的尘，会成为永久的虚无。

我为此准备了很久，一直到父亲的百日忌辰之后。

5

父亲出生于民国年间通渭县鸡川镇许家堡。许家堡是一个小小的西部村庄，人口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七八百人。安逸河从村庄东面的河谷里蜿蜒而过。安逸河是渭水的支流，在父亲的时代以及我的少年时代，安逸河里流水涓涓，到了夏天大雨过后，山洪汇集，淹没河谷里的田地、桥梁和倚河而居的村庄，洪水里有牛羊骡马、椽檩家具和陌生怪异的鱼类。有时候洪水里还有挣扎翻滚、奄奄一息的人。父亲的一位先祖曾经在水流中救起一个女人，这个有乌黑长发的女人后来成为家族的一员。当然，这是传说，也可能是虚构。村庄里的居民几乎都是张姓，没有许姓居民。关于这一点，父亲和另外几位堂叔都曾经有过讲述，他们语焉不详，每个人的版本都不一样，但大体说来，与更早一些年代的战乱、匪乱和地震、饥荒、瘟疫有关。我的先祖们从远处（山西大槐树或者陕西关中）迁移而来，在许家堡临水而居，开创家业。现在，他们都已离开。我把他们的讲述汇集起来，写了《许家堡》一文。大部分情节来自他们的讲述，小部分则是我的想象和虚构。

许家堡是一个微小的、在中国地图上尚未标识的村庄。只出现在县域地图上。而且，在西北乡村，被命名为许家堡的村庄不止这一个，需要在它前面加上乡镇的名字才有具体的地理学标签。我父亲一生生活在这里。他的父亲、祖父、先祖们也都一生生活在这里。到了晚年，父亲去过兰州、北京、上海、天津、杭州、乌鲁木齐、西安。他对于自己的旅游经历很自豪。他说他的先祖们要是有感应，会为他骄傲。但是他又说，城市里太拥挤了，人和人也不随便说话，衣裳和食物太贵，到处都要钱，连上厕所都要收钱；还是我的窝（许家堡）住着舒服。对父亲来说，许家堡是世界的中心，人世间所有的生与死、繁华与衰败、愉悦与感伤、歌舞与日常都从这里出发。

在父亲的祖父时代，家业鼎盛，田地和住宅几乎占据了许家堡的一半之多，务农之外，先祖们还涉足商业经营，在陇西、通渭、定西几地还开了店铺，售卖针线、煤油、锅盔、农具和药品。先祖们弟兄众多，孔武有力，方圆百里都有声名。传说我的一位高祖长袍马褂、银须飘飘、手拄桃木手杖站在镇子北口街头，整个镇子顿时鸦雀无声，人都肃然注目，俯首低头，镇上女性远远望见，则立刻噤若寒蝉，大气不出，须臾之间，躲入深巷。我的堂叔讲过这样的故事，父亲也讲过。但是不久之后，家道衰落。地震、灾荒、匪乱、瘟疫，以及家族内讧、疾病、赌博等等。正所谓创业难，守成更难。这些变故在《许家堡》中都有涉及。

父亲的幼年时代，家境略有转机。我爷爷勤劳吃苦，农闲之际，做货郎在方圆乡间奔波贩卖，日常生计颇有起色，先是在镇子东面河谷够得数亩良田，后在镇上老宅旁边购得一院房屋，一时间，镇上人称其为“猛商户”（暴发户）。老来得子，父亲出生时其年已三十六岁。所以父亲备受宠溺，镇上人呼为少爷。父亲晚年时候，回忆幼年景象，许多事情都已模糊，但有一个场景仍旧记得清晰。他说每到闲暇，祖父在庭院支起泥炉，生火熬茶，本家几位堂祖父围炉而坐，喝茶吃水烟，闲话家长里短、生老病死。庭院外清风从槐树上吹过，细碎悠然，就像秋天的粮食缓缓倾倒进“麦拴”的声响（麦秆编织的圆柱形容器，储存粮食）。此时此刻，祖父取出家中的三弦，稍调琴音，清一清嗓门，便兀自弹唱起来。他唱的是小曲，小曲里说的是苍凉悲苦的人生；那琴声格外的清越悠扬，恍惚间让人忘记身处何时何地何年，只觉得身轻如烟，正随着一缕清风翩然而去。那把琴是祖父最爱的物品，民国二年花了十二块大洋买来，来时已是一把旧琴，是方圆百里有名的好琴，琴声是整块的紫檀木，琴鼓是上好的黄花梨木，琴面是整块的蟒皮。我写了小说《一九八三的货郎和三弦琴》，讲述的就是祖父的这把三弦琴的故事。说是小说，其实是非虚构，里面几乎所有的情节都是真实发生的。这把琴现在还在。但已经破损得不成样子了。我的计划是找到有古老技艺的民间匠人，修复它。

父亲六七岁进入镇上的学堂读书，到十岁左右辍学。据我的考证，他读书大概接近高小毕业。母亲回忆说，她嫁给父亲时，还有一把旧算盘，应该是父亲当年读书时候用过的。后来遗失了。

但是，好日子很短，受苦的日子漫长。父亲说，人活着就是受苦，受苦才是人在世上该有的样子。

连遇荒年，庄稼歉收，时有匪乱，鸡犬不宁。祖母又得了肺痨，气息奄奄。我祖母年岁尚轻，是祖父的第二个女人，大脚，温柔贤惠，与祖父感情笃厚。祖母所生一女早年夭折，止我父亲一人；另有二女，是祖父前妻所生。人丁本来单薄，祖母得病，更是雪上加霜。祖父四处求医，不得已卖了良田和宅院，但病入膏肓，沉疴难去，最终不治；又制棺椁丧仪，微薄家产，耗费殆尽，一夜之间，沦为赤贫。祖母享年28岁，其年父亲11岁。

困顿之时，竟到无衣无食地步，祖父背上三弦，带上父亲，父子二人走村串巷，每到人烟地，在村口街边坐下来，祖父便拨动三弦，唱起小曲来。小曲原本以悲苦为主，彼时父子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因此就格外地应景。人见他们可怜，也听那弹唱感人，便都慷慨给一点食物；都是穷苦人家，乞讨所得也只是勉强果腹。他们徒步走过许多地方，有通渭、秦安、会宁、陇西、定西等。父子二人一路卖唱乞讨，到了定西，计划是一直走到兰州寻找糊口生计。父子二人忽然看见一位士兵骑在马上。在定西城的街道上疾驰而过。街上的人都大声说：定西解放了！祖父和父亲便转身回来了。

6

祖父殁于1954年。享年55岁。也是肺痨。关于祖父的生平事略，我写在那篇《1983年的货郎和三弦琴》里，但也是轮廓式的记述，很多细节模糊不清。近年来，我一直想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让父亲再一次回忆和讲述从前的故事；但是，他越来越衰老，而回忆往昔要耗费巨大的精力，而且，我们明显感觉到，他的记性开始变差，在不同的时刻，对于同一个事件的讲述并不相同。他会说，啊，具体咋样的我记不清了。他似乎不愿意提起往昔的生活。那些故事太过于遥远，乃至于它们不再是个体的生活，而是某种古老又沉默的集体记忆。

祖父殁时，父亲19岁（他有时候说自己是18岁）。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对于当年的大部分场景都已失忆，但他反复提到那把三弦琴。他说祖父殁后，他一人躺卧土炕，经常到夜半时分，八仙桌上的三弦琴会发出声响。祖父在屋中走动，搬过三弦，坐到椅上，琴身拂衣，细碎窸窣，然后手指拨动琴弦，柔、滑、透、松、幽、清、澹、和之声清晰可闻，杂以祖父发出的幽然叹息声音——那是他难舍难离的悲伤。父亲被琴声惊醒，并不觉得害怕，恍惚间觉得祖父没有远去，而是回到他的身边了。他在暗夜里凝神而听，忍不住泪流满面。又忍不住坐起身来，点亮油灯。光芒到处，满屋寂然，那把三弦矗立桌上，静默如初。直到祖父七七之后，琴声不再。

从此以后，父亲流浪人间。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在生产队劳动，所得工分勉强糊口。镇上有戏班，每年腊月到正月演出，父亲常在其间行走，学得敲梆子、打鼓、整戏衣、装台等技艺，秦腔戏文、台词、腔调、曲牌，过目不忘，人都惊奇。（20世纪80年代，乡村秦腔再兴，父亲成为镇上戏班主角，饰演剧中须生主角，唱念做打无不出彩，观者如堵，一时间风光无两。）但父亲对于日常生活鲜少提起，他只说，就那么过来了，或者说，好多事情不记得了。他对于往昔的记忆似乎有某种高明的遴选和屏蔽能力，他只记得那些他认为重要的事情。可能在他的一生里，所见所闻过于繁杂凌乱，清理和选择是必须的。母亲后来描述过父亲彼时的状态（她不是目击人，是结婚之后镇上人讲给她的）：满院荒草丛生，竟有一人之高，其间老鼠横行，麻雀、乌鸦盘旋其上，院子中间踩出一条小路，正如荒山野岭上留下的人迹。过年时节，人都团聚，家家炊烟，户户天伦。镇子街上，父亲一人端一个香盘，盘中几张纸钱，三支乌香，正要去祖坟祭奠，走到后街戏楼下，看见镇上几个少年，饱饭之后，在戏楼前广场打篮球。他于是加入进去，兴高采烈到了入夜时分，少年们一哄而散各回各家，父亲浑身汗水在暗夜里站立，寒风刺骨，一时间不知道要去往何处，想起还要去祖坟祭奠，低头寻找香盘，看见香盘里的纸钱早已被风吹去，不知踪迹，只剩三支乌香。父亲于是在戏楼下广场里四处走动，终于找到一两张纸钱，便在旁边路口点了香，烧了纸钱，然后回到荒草庭院中。饥肠辘辘，冷风如割，蜷缩被中，蒙头而睡。一觉过后，黑夜转明，新的一年来了。

1959年引洮工程开始，父亲报名应征进入洮河工地。这是他人生里的高光时刻。他年轻英俊，会骑自行车，识文断字会打算盘，工地上的一位连长很喜欢他，让他做通讯员。父亲的任务是每天骑自行车，在工地内外来回取送物品和文件。彼时年代里，骑自行车是洋气时髦的风景。相比于工地上的繁重劳作，他轻松、风光，还有充足的伙食。那位连长曾对父亲说，如果父亲愿意，他可以带他到部队上去。很可能，这是一次能够改变他的生活的机会，但是，父亲最终拒绝了连长的提议。他想回家。回到那座破败的、遍布荒草的院子里。实际上，他深情留恋、难以割舍的并不是具体的、真实的家。他孤身一人，有如飘蓬。但他自觉又固执地把一座偏远荒凉的西部乡村小镇、镇上的人声和烟火、河流和田野，都当作是他的家园的必须的部分。他觉得他不可以离开它们。他把这种自我的选择称为“命”。他说每个人的命都是注定的。人活着就该接受。所以他在两年后回来了。

我所说的父亲的高光人生，还因为等他回到荒凉庭院的时候，正好田野里的庄稼不再荒芜，镇上的土屋上炊烟升起，人们扛着农具走来走去，鸡犬相闻，黄发垂髫，言笑晏晏。还因为不久之后，他被乡里的税务所招工，成为“长期合同工”（大体类似于时下的基层公务员）。忙时田地务农，闲时集市收税。年底则在舞台上演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对父亲来说，新的生活开始了。

那几年父亲有过一段婚姻关系。但他的前妻不久之后悄悄离家出走，去了新疆。临走时对方可能有身孕。父亲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所以我不知道具体的状况。母亲后来提起来，她知道得也很有限。她说，对方跑了之后，父亲暴跳如雷，跑到对方的娘家（距离镇子大概5公里），爬上屋顶，揭了房上的瓦片，又在厨房砸了锅碗瓢盆。并扬言一旦找到，要杀了对方。

父亲少年失怙，荒凉孤寂有如野生，所以他有时粗暴、野性、激烈。他比任何人更渴望有一个完整的家，但是，他的梦想再一次破碎了。

7

母亲生于1950年。一个距离镇子15公里、倚山而居的小村庄。泉水在村庄南面的悬崖下，人们挑着水桶，沿着崖边的陡峭小道走下去，然后再一步一步攀登上来。人们挑水的姿态很像某些名山景区的挑夫。母亲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两个弟弟。她没有机会去学校。她从小学会了挖野菜、挑水、在田地里劳动。她性格活泼，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外婆外祖父和哥哥们都疼爱她。正月里有社火，外祖父给她扎了一个漂亮的花灯，母亲手举花灯，在社火队伍里跳舞，花枝招展，活力四射。多年以后，外婆还留着花灯，她把它挂在屋子的一角。母亲有一次回娘家看见，问外婆为什么还留着，外婆说，我就是留个念想，想我娃了就看一看。母亲有两条粗黑油亮的发辫。她眼睛明亮，纯洁又漂亮。

父亲如丧家之犬般潦倒流浪的时候，母亲正在度过她的童年和少年，她受到宠爱和保护，正在热烈地憧憬她的浪漫幸福的未来。

20世纪60年代末，某天有人来提亲，这人是镇上的一个干部，是外婆的堂外甥，骑着自行车，穿着中山装，上衣口袋里别了一支钢笔。他说镇上有个年轻人，是税务所的干部，精干老实，有一院好房子，家里吃的喝的都不缺，还有红漆的柜子、缎子被面的被子、新席子和羊皮褥子。最主要的是没有父母和弟兄姊妹，就一个人，跟着这个人肯定吃香的喝辣的，能享福。外婆外祖父听了很高兴，立刻就答应下来了。等镇上的干部走了，外婆就悄悄托人去打听，说的这个精干的人是镇上的哪一个？原来这个人就在邻村里下乡驻村，他家里的条件也不是干部说的那么好。他之前在村子里的路上见过母亲，很中意，所以让镇上的干部来外婆家提亲。

又过了几天，镇上的干部（他做了媒人）带着那个人到了外婆家里。拿着两盒点心、一对绸子被面、300元钱。那个人很瘦，也穿着中山装，皱巴巴的，一双旧布鞋，戴着一顶鸭舌帽，帽子遮住了额头。他说他28岁，然后就坐在那里不说话。母亲从厢房的窗户里偷偷观察那个人。她哭起来，不愿意，因为这个人看着太老了，哪里是28，比38还显老。外婆和外祖父也看出他没讲实话，他把帽子遮住额头是为了不让人看见他的皱纹。他假装自己年轻。实际上他已经34岁了。

但是外婆和外祖父同意这门亲事。外婆说，答应的事情不能反悔，再说，他无父母兄弟，是个可怜人，咱们不能亏待他。外祖父会看面相，也早都看过了，他对母亲说，跟着他没错，现在困难点，将来是有福的。

事情就这样成了。那个人就是父亲。他比母亲大了15岁。60年代末的某一天，父亲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来接母亲。自行车是借来的。父亲推上车子，走在曲曲弯弯的山道上。母亲跟着父亲走。她穿着花衣裳，新鞋子，头上盖了一个红色的头巾。我舅舅背着一个刷了红漆的木箱走在后面。木箱里有一床绣了牡丹花的缎面被子、两只填了荞麦皮的枕头。那是外祖父准备的嫁妆。他们走过七八个村庄，走过山川和河流，走了30里路，最后走到了镇子上。

说什么光阴好，母亲后来描述说，一进院子，乱草比人还高，屋子里黑咕隆咚破破烂烂的，地上一口破缸，炕上一个破席子，席子上一床破被子。再就啥都没有了。

8

十八岁的母亲没有说什么，她甚至没有觉得失望和难过。她接受了事实。和几乎所有那个时代的女性一样，一旦进入婚姻和家庭，她立刻自觉地接纳了生活中的一切：破败的房屋、贫困、孤独，父亲的暴躁、懒散、邋遢以及他们之间巨大的年龄差距。她也会说，这是命。她下定决心，从此之后，她的一生会忠诚、无私地献给这个男人、这座荒草丛生的家园，以及即将到来的孩子们。

9

父亲变得勤快、温和、开朗起来。就仿佛尘封多年的责任和担当被新的生活唤醒。他热烈地爱着母亲，为了一个彩色的头巾或者“的确良”布料，慷慨地掏出口袋里所有的钞票。他热爱这座破败不堪的庭院，喜欢厨房里早晨和晚上按时升起的炊烟，也喜欢母亲的粗黑发亮的发辫。他也由此感恩我的外婆和外祖父，他陪着母亲回娘家的时候，或者外祖父来到家里的时候，他会极其慷慨地去供销社，买上点心、白糖和茶叶。一个完整的家是他从小拥有的梦想，他比任何人更热烈、贪婪地期盼这样的生活。

10

他们结婚后不久，有一天，镇上税务所的所长对父亲说，乡里的税务所要撤掉了，税务机构要合并到县上去，他得到县上去上班。父亲听了这个消息，陷入沉默。过了一会，他说，他去不了县上。所长说，你要去不了就没有工作了。父亲再次沉默了片刻。接着他以坚定的、毫不犹豫的语气回答说，没有就没有。

他不是不要这份工作，而是他不能离开母亲。新的生活刚刚开始，院中的荒草才清理干净，母亲在以远超她的年龄的勇气和热情投入到家园建设中，她吃苦耐劳，从早到晚，从夜晚到天亮，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牛。他把四壁空空的房屋打扰得干干净净，整个院子里有一股朴素但温暖的气息。同样，她也不能离开父亲。那时候家家穷困，人们都为了衣食奔波，到处都是盗贼。父亲之前有好几次，端着一碗饭到院门口吃，就有人翻过院墙，从上房里偷走罐子里的几斤粮食，或者偷走父亲的一条裤子。父亲说，如果能和母亲一起去县上，他肯定也愿意。但是他带不了母亲。他的工资很菲薄，支撑一个人的生活都很勉强，更何况是两个人。所以他宁愿放弃。

多年以后，我在想，如果当时父亲带着母亲去了县上，即使再拮据困顿，也肯定要比在乡村里好过。也许他们以及我们的生活就会是另一种模样。谁知道呢。父亲和母亲后来提起来的时候，他们的解释出奇地一致。这是命，他们说，该过什么样的日子，都是早都定下来的。80年代初，有政策要补偿早年失去工作的人。父亲是符合政策的人。他早年的同事热心帮忙，在乡里和县里查找父亲当年的工作档案。如果找到档案，父亲会得到一笔不少的补偿款，还有可能重新安排一份工作。事情看起来很有希望，镇上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当时我在读小学五年级，我的一位老师有一天突然把我痛打了一顿，他骂我说，你以为你爸要当国家干部了，你就可以这么嚣张了？我被痛打之后，才知道父亲的事情。我也知道，因为我们家一直穷困，所以父亲不配成为“国家干部”。但是，我们确实在期盼着这一天，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奇迹。当然，不可能有奇迹，最终，什么都没有发生。父亲的档案没有找到。相较于宏大热烈的时代，他只是一个微小、轻盈的个体，他甚至都算不上一粒尘灰，微渺如尘也会留下痕迹，他的过往则空空如也。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述和保留记忆是唯一的、最好的方式。

11

没日没夜，没完没了。精疲力尽，死而复生。生儿育女。春种秋收。他们是沉默的牛。是永不停歇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母亲还曾经参加过样板戏的演出。白天种庄稼，夜晚排戏。她扮演《红灯记》和《沙家浜》里的奶奶，她不识字，但能够迅速地记住台词和动作。父亲打梆子。早晨的粥汤没有着落，母亲经常在凌晨三点起来，到磨坊里推磨。磨坊在巷子里面的饲养院里，是悬崖下面凿开的一口窑洞。窑洞中黑暗阴森，伸手不见五指，20岁的母亲在漆黑夜色中摸索劳作。旷野静寂，无边无际。忽然有“哼候鸟”（雕鸮，西北乡村倚山而居，昼伏夜出）发出叫声，其声沉闷、短促又怪异，有如鬼哭，母亲立刻毛骨悚然，浑身颤抖。但暗夜如漆，呼告无门，也只能一人承受。我出生后，田里劳作仍然不能减少，每天生产队获准，可以有两次哺乳时间。田地在镇子东面山上，离家四里地，挥汗如雨间，到了哺乳时间，母亲扔下农具，从田间一路飞奔下山，一口气跑到家里。喂奶结束，来不及喘气，又立刻飞奔上山，赶到地里劳动。一次哺乳时间都有限定。母亲其时19岁，在蜿蜒山道上下奔跑时，两条粗黑辫子在空中飞舞飘荡，勇敢、美丽而动人。

12

父亲黑瘦，身形有如槁木。做活体力不及别人，常受奚落与嘲讽；性格倔强，不堪辱骂，又常与人争执口角，乃至于拳脚相向。十战九败，破衣更破，形貌猥琐，有如丧家之犬。但天性乐观，并不怕缺衣少食，常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或者命里有时终须有之类。人都笑他困顿，叫他穷鬼、懒汉，他倒也不以为意，泰然受之。他经常身无分文。经常蹲守到鸡窝旁边，等待家中的母鸡下蛋。一颗鸡蛋落地，蛋壳温热，还有鸡屎，一把抓到手里，大步流星走上街头，直奔供销社农资品收购柜台，递进去鸡蛋，换得八分钱，立刻用其中两分钱买火柴，五分钱买盐或者煤油，剩余一分，则买四颗经济牌烟卷（一盒五分钱，能拆分零售）。他在镇上街道行走，手里举着一颗鸡蛋，裤腿破烂，迎风摆动，就像是舞台上滑稽的丑角。人都知道他拿鸡蛋去换油盐和烟卷，人都看着他，厌恶又嘲讽。他也知道人在笑话他，小看他，知道人都知道他山穷水尽，等米下锅，但他神色坦荡，并不觉得难堪羞愧。他说，我不偷不抢，拿自家的鸡蛋去卖，不怕人笑话。在某个时期，他是镇子上最穷的人。母亲后来描述说，有好几次，因为要缝补裤子（到了非补不可的程度），父亲无法出门，只能光着下身蜷在被子里等待。他只有一条裤子。母亲也是。她经常在深夜时分，在昏暗油灯下，缝补我们的衣裳，她必须要在天亮之前完工。

因为穷困，他们发生了争吵。母亲以不同寻常的勇气和毅力，奋力维持一个家庭的收支平衡、日常用度和基本的一日两餐（我们的幼年时代，每日都是两餐，春夏秋午晚，冬季早晚），她要确保在食物最匮乏的时候，每餐有粥汤和窝窝头，还要确保每年我的生日这一天，烙一个带花纹的白面锅盔，——那点白面被她小心地藏在红色木箱的底端，任何时候都不能挪用，一直到我生日这一天。乡村里走街串巷的货郎有时候来到镇子上，她会小心翼翼地取出自己剪了的头发，和货郎讨价还价，然后卖给对方。她把那笔钱秘密地藏起来，她的计划是到了年底，买几尺布料，给自己做一条裤子，或者用这笔钱给我买一双新鞋子。偶尔回到娘家，我外婆看她穷苦，默默叹气流泪，悄悄从裤腰口袋里取出几元钱来，给到母亲手里——那些钱是外婆另外的儿女偶尔给她的。母亲也要秘密地把它藏起来。那是在紧要关头，确保一个家能够运转、存活下来的最后的、最好的屏障。但是，父亲总会发现她的秘密，他觉得已经到了要用到它们的关口，他先是和颜悦色，满面都是阿谀，说一大堆看起来充分的理由。母亲不为所动，她的神色坚定倔强。父亲终于老羞成怒，从谩骂到暴力，而且最终他会找到藏匿的那些钱币并把它们无情地抢掠一空。母亲在哭泣，因为身体的疼痛，因为他的暴躁、冷漠和无能，因为这漫长无望的艰难时日。在我们的幼年时代，我们很多次目睹了父亲暴怒又失控的时刻。我们心疼母亲，我们无能为力，我们由此憎恨这个男人。

而且，我们也不能接受那种与生俱来的耻感。它与饥饿、寒冷、破败和孤独一起，成为我们成长岁月中沉重的负担与感伤。很多时候，我们几乎是乡村里的异类，没有朋友，没有社交，没有任何的归属感，我们仿佛是一叶破败的、飘荡在河流中的小舟。我们难过又悲伤，迷离又彷徨，不知道早晨到夜晚有多么漫长，明天又有多远。实际上，这种孤独和被疏离的感觉一直在延续，有如原生的怪物，直到我们长大成人。我们在努力成为和遥远乡村里的人们一样的人，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过同样的生活。惟其如此，才能够摆脱那种沉重的耻感。这是我们的父亲，一个失败的、无力改变生活与命运、苦苦挣扎的男人带来的负荷。很多年后，我也为人夫，为人父，再一次思考人生与命运，忽然发现，父亲其实是一个深谙生存之道的男人，他以退为守，以无为对抗有常，韬光养晦，深藏功与名，苟且并非萎靡，而是出于内心里永不磨灭的理想和渴望。我相信一个人可以以自己的努力改变生活，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我与人为善，但绝不逢迎依附任何外在力量。这也是拜父亲所赐。

13

他有向死而生的勇气，每到紧要关头，他会挺身而出，覆巢之下，奋力挣扎，也总能够杀出生路。这是他为人夫、为人父、为家长的伟大之处。

某年春夏之交，粮食匮乏，到了连粥汤也无的境地。父亲向相熟的宗亲和镇上的干部求助，希望能借两三斤玉米面或者一点钱出来，但是他们都说没有；父亲沮丧又愤怒，因为他曾经对他们慷慨无私，而且他知道他们手里有多余的面粉和钱。人穷了就是这样，父亲跟母亲说，人都势利，狗眼看人低。他喋喋不休，像是一个落魄滑稽的哲学家。他让母亲向她的亲戚们告借，也都没有。我们坐在地上的尘土里，饥肠辘辘，等待着厨房的炊烟升起。太阳的光芒让我们昏昏欲睡，因为饥饿，妹妹在哭泣。后来，母亲也开始哭起来。父亲在院子里走动，他走了一圈又一圈，就像是一头拴在磨盘上的、不停劳作的牛。

镇上的一位好心人借给我们两斤玉米面。他们家里也不宽裕，这已经是最大限度的慷慨了。我们也终于喝到了粥汤。父亲看着我们贪婪的、大口大口地喝汤的样子，没有说话，眼睛里泪光闪烁。即便再精打细算，这些面粉也只能维持几天的时间。后边该怎么办呢？深夜时分，父亲坐在炕上，点起烟卷，发出猛烈地、吮吸烟卷的声音。一分钱四颗的经济牌烟卷。那是他口袋里最后的一分钱。他用它买了四颗烟卷。在困难的、山穷水尽的时刻，他必须要抽几颗烟卷，就像是烟卷是他们生活里最后的稻草，进入身体的烟雾是他无望时刻的水和粮食，是最后的力量和勇气。快到天亮的时候，他叫醒了母亲。他告诉她说，他要去北来一趟，而且他要马上出发，否则等到天亮，生产队就要他去地里劳动，不会让他出远门。

他说话的语气坚决有力，表明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他决定的事情绝不会改变。母亲赶紧起来，收拾行囊。其实没有什么可收拾的，只一个面袋、一根草绳。草绳束腰，面袋别到腰上。母亲从厨房的灶台下取来两块玉米面菜饼，要装到父亲的口袋里。那两块饼子是前一晚烙好的，母亲把它们藏起来，每天傍晚给我们分一点。她的计划是至少吃上三天。父亲拿起菜饼，看着它们。煤油灯下，它们发出暖光色的、诱人的光泽。他又看了看在炕上熟睡的我们。他把菜饼还给母亲。给娃留着，他以坚定不移的、不容反驳的语气说，我路上再想办法。母亲说，你会饿死的。父亲说，不会，你把娃看好，我有七八天就回来了。话音刚落，父亲就出了院门，在昏暗夜色里，大步流星，绝尘而去。

父亲所说的“北来”指的是会宁县的河畔乡，在镇子的东北方向，俗称“北来”，山川小路距离大约200里地。北来是比镇子更加偏远的乡村，山高路远但土地肥沃，此地居民家家都有余粮，不愁吃喝。父亲有一个姑姑早年嫁到这里，父亲曾去探望过，因此大体记得村落位置。多年不通音讯，不知境况如何，但父亲已然走投无路，只有去往这一地，或可得到生机。父亲沿山路一路急走，昼夜不停，有如勇士。实在到了饥渴难耐时，便到路边村庄里讨一碗水喝，人见他鹄形鸠面，破衣烂衫，也都可怜他，给他水喝，也有给他端一碗粥汤给一个窝头的。到了深夜时分，道路漆黑，狐狼出没，父亲便在附近村庄牲口圈里歇息，有好心人家让他到家里住下，临走又送他一块菜饼。父亲心里焦急，不舍昼夜，一路奔走，到第四日傍晚，终于到达北来，在村庄里找人问询，有好心人带路，穿过曲折山路，到了姑姑家里。家人开门，惊讶不已，他们不认得这个满面黢黑、形貌如鬼的男人。父亲便说起姑姑的名字，说她何年何月生，何年何月出嫁，自己又是哪个，从哪里来。于是彼此相认，惊奇欢喜。原来父亲的姑姑已不在人世，在山村居住的是姑表兄弟。姑表一看父亲的模样，就知道来龙去脉，多话不说，叫他坐到炕上，一会工夫，端上来大块的馍馍、汤面和咸菜。叫他赶紧吃饭。又在一边熬起罐罐茶。父亲瘫倒炕上，如一团烂泥，连日奔走已经耗尽气力；累渴至极，肠鸣如鼓，恨不能一口气吃尽炕上饭食。但是，父亲一口汤一块饼进了嘴巴，还未下咽，忽然间泪流满面；他以手拂面，要擦去泪水，却忍不住哭出声来。他说他离家已是四天过去，走时家中只有两斤玉米面，四口人怕是早已吃完——他看见这多吃的，心里便像是喝了油一样难受，根本就吃不下去，他就想立刻往回赶。姑表也陪着他叹气流泪，安慰他说，不会有事，你先吃饱，歇息一两天再回。翌日天明，父亲便要回去，姑表看他坚决，忙着给他收拾吃的。一袋玉米和小麦面掺和的面，十来斤重，又有一个布袋，里面装了三个锅盔、七八个窝头。两个袋子连接起来，跨到后背和前胸。父亲紧一紧腰间草绳，对姑表一家点头、鞠躬，说声走了，然后就一路奔走起来。

他比来时更着急。他一路走一路想，也许我们已经完全没有吃的。他翻山越岭，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勇士。因为背了粮食和馍馍，不能走偏远荒凉的小路，他得走到看得见人烟的大路上，所以回程比去时要多走几十里地。他奋力奔走，穿过山川和河流，田野和村庄，汗水在脸上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像是舞台上滑稽的丑角。他破败不堪的裤管迎风飘荡。人们都看见这个在路上匆匆行走的人，问他是哪里人，为何这么匆忙，叫他停下来喝一口水，喘一口气；他不说话，大口喘气，从他们身边一闪而过。离家越近，他走得越是匆忙，几乎就像是奔跑。他心里焦急，他在想，我们也许已经饿死了。他绝望又难过，泪水流下来，又被旷野的风吹散，细雨一般飘荡。他就这样整整奔跑了八天。

我们在等待父亲回来。太阳落山，夜色浓郁又清冷。因为饥饿，我们昏昏欲睡。母亲把最后一把玉米面粉放进锅中。野菜在沸水里翻滚。粥汤清澈，可以看得到碗底的花纹。母亲在哭。她觉得父亲不会回来了。她觉得他出了意外：迷了路掉下悬崖，被狼吃了，或者饿死了。她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办法，维持了八天。如果父亲不回来，她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我喝了菜汤，仍然饥饿难耐。我那年五岁，知道父亲去了北来地，也相信他会背着馍馍回来。他是我们的父亲，他不会抛弃我们。而且我有强烈的预感，他会在这个夜晚回来。因此我喝过菜汤，就坐在院门外的地上，从那里可以看到巷子口破败的半圆形拱门。如果父亲回来，他就会出现在拱门那里。我在夜色里张望、凝视和等待。天地笼统，无边无际。但我似乎有某种神奇的视力，可以清晰地看见拱门上颓败的、摇摇欲坠的墙皮。忽然，我看见一个黑色身影出现在拱门下面，他走动的姿势踉跄、摇摇晃晃，就像是喝醉了酒。我甚至能够看得清他黑瘦的脸庞，听得见他粗重的、风箱一样的喘息。毫无疑问，父亲回来了。我发出欢乐的叫喊声，朝着父亲走来的方向奔跑，然后在黑暗中摔倒。父亲伸出手，把我从地上拎起来。他的手臂仍然那么有力。

在煤油灯盏昏暗的光亮里，我们看见疲惫不堪、形如槁木的父亲。他衣裳破烂，脸面肮脏，就像是一个长久流浪的乞丐。父亲也看着我们，他用乌黑肮脏的手抚摸我们的脸庞，眼睛里是温柔热烈的欢喜。紧接着，他手忙脚乱地从袋子里取出锅盔，给我们一人一大块。我们大口地咀嚼和吞咽。他看着我们，满眼泪水，到后来哭出了声。

14

这些事情是母亲讲述的。她善于讲故事，即使是一件寻常的事情，如果她有兴致，也能描绘得生动有趣。外婆很会讲故事，她很可能受到了熏陶。在我们的幼年时代，在短暂的闲暇时节，母亲也会给我们讲述古老的传说，以及各种各样的人间花边。她讲得绘声绘色，就像是那些故事在我们眼前发生。

但父亲并不热衷于讲述这些事情。他只是说，当年他去过北来地，跟那边的亲戚借了粮食，他连着走了好几天，他穿的一双布鞋走烂了，回来的路上有一两天是光脚走的。他的描述含糊笼统，就好像这是他做过的一件寻常的事情。他并不因此而骄傲，他甚至觉得这是他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他说，没吃的了，我得去找吃的。他又说，日子难过，人就得受罪。他的意思是说，在某个时刻，他就得这么拼命地、不停地奔走，这是他日常生活里的必须的部分。

一直到现在，村庄里的人们谈论生死和日常的时候，使用的高频词汇仍然是：受苦的，有福的，受罪的，命好的，命不好的。有人老病卧床（炕），疼痛难忍，饱受折磨，人会说这个人有罪。有人一生风光，家业盛大，某天却突遭意外，不幸身亡，人会说这是他的命，他命里没有福气。有人一生风光，老了卧床（炕），他的子女们却不孝顺他，还虐待他，人也会说这是命，他就得受罪。父亲走了的时候，村庄里的人都说，他是有福的，他的命好，因为他是高龄，走之前没有痛苦，没有卧床（炕），他穿戴得整齐，坐得端正。他的一生里，前半生受苦，晚年过得平安、衣食无忧，他是有福的人。父亲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对母亲说，他以为他一生都要受苦，没想到他过得这么好，他说他的娃们对他好，母亲对他好。他很知足。

人都这么说，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也都这么说。人或者就得受苦，就得受罪。不是某时某刻某地，而是日常，是柴米油盐，是从早到晚，从夜到明，是一年四季，是生与死，老与病。

15

我从小备受宠溺。一岁左右时，父亲托人买来一麻袋核桃，足有几十斤，几乎掏空了他口袋里所有的钱。为的是给我增加营养。我姐姐（大舅女儿）抱着我，一整天也不会放到地上，为的是不让我的衣服粘上尘土。她累得面黄肌瘦，也因我而推迟了上学时间。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日，母亲也会想方设法给我储备一点食物：一颗鸡蛋，一块面饼，一颗水果糖，以及我的生日这天，一个巨大的、香气盈人的白面锅盔。她仿佛是一个高明的魔法师。我从小喜欢连环画，它们色彩斑斓，摆放在供销社的货架上面。因为强烈的好奇心和占有欲，我心神不宁，大声哭泣。父亲试图用一个手工的弹弓或者一支铅笔安抚我，但是这一切没有什么用。他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不停地挠头，就像是一只挫败的猴子。最终，他下定了决心，他跟我挥挥手示意，自己大步走在前面，我在后边蹦蹦跳跳，满心欢喜。他掏出口袋里所有的钱，包括一分钱或者两分钱的硬币。我得到了那一册连环画。有时候父亲会临时跟镇上的干部借两角钱，神色里带着明显的讨好与阿谀，许诺说等到秋天卖了粮食，一定还上这笔钱。母亲把那些连环画装收集起来，进一个小木箱里。但是后来都丢失了。有人以借的名义，有人会偷，会骗。

有一个时期，镇上的人们会说，父亲把我宠坏了。这样宠出来的孩子没有用，长大了一定是一个废物。我个头矮小，脑袋和身材不成比例，人都叫我大头郎，又笨又蠢，在爬树、追逐和打闹中经常受伤，头破血流，人就看着我，大笑并且嘲讽。父亲赶过来，气急败坏，咒骂他们并扬言要收拾他们。他们一哄而散，他们不怕他，有人还站在远处，嚣张地大声叫出父亲的名字。他带我去镇上的卫生院包扎伤口，等到伤口包扎结束，他要打我一顿，然后把我锁到院子里。人都以为我是傻子，长大了一定找不到媳妇，亲戚们也都看不起我，因为我又穷又傻，只有外婆心疼我，全心全意，无时无刻；外祖父也训斥他们说，不要狗眼看人低，这娃将来比你们谁都过得好。

父亲借了五角钱，带我去小学里报名上学。小学不要我，因为我看着是傻子。父亲低声下气向他们求情，他们才勉强同意。我上课打瞌睡，学习不努力，老师经常打我。但我成绩很好，经常第一名。我还考过全县语文竞赛的第二名。小学升中学的时候，我考了全乡第一。中学门口贴出红色成绩榜的那天，我在镇上西面的水坝里游泳，水底的一块玻璃划破了脚上的大拇指，鲜血淋漓，我在水坝堤上躺了很久，一直到夜幕降临才回家去。我怕父亲打我。我后来写过许镇系列非虚构作品，这些场景都有详细的记述。

父亲以我为傲。他最初的梦想是我能够读完小学，后来修正为读完中学，结果我初中毕业时考上了师范学校。全乡就我一个人。他欣喜若狂，那是他梦里都不敢奢望的生活。我会有公职，每月会领到工资，会找到一个吃苦耐劳的媳妇，不用天天去庄稼地里干活。这是他的人生里所能想象的最好的生活。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前一天，院子门外的院墙一角，一朵粉红色的花朵突然开放。我妹妹最先看见，她发出欢乐的叫喊声。一家人围着那朵花。一朵我们叫不上名字的花。娇嫩、鲜艳、蓬勃又孤独。我妹妹肯定地说，之前没有见到任何的植物生长的痕迹，它是突然出现在这里的。父亲看着花朵，做出惯常的、似乎是沉思的表情。然后他严肃又欣慰地说，这是命。他接着说，我已经超过我的爷爷、我的父亲，我的祖宗们了，因为我娃是我们家族的第一个秀才。他的声音和表情无比自豪，再一次流下激动的泪水。

我不认为是这样。我只是把它当作是启程。我想走得更远一些。我从小渴望着离开村庄，到远处的任何一个地方。我孤独寂寞，几乎没有朋友。人都看我如异类。我渴望冒险，幻想自己成为食物充足的人，成为一个在身体上长出翅膀的人。我相信世界并非如镇子这般大，这里不是世界的中心，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在地图上尚未标识的偏僻又遥远的西部村庄。

然后，我与父亲的冲突开始了。并非言语、争执、肢体和暴力，而是来自内心的较量。他在他认为适当的时机开始讲话，他惯用的口头语是，老辈人说过或者镇上人说过，云云。就像是这些俗语或者他们的评论囊括了所有的人生智慧。就像是我们的生活和人生必须要从这座微小、贫穷的村庄出发。在很长时间里，他的愿望是我能够继续居住在村庄里，娶妻生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为一个勤劳吃苦、内心善良的农民。到后来，他认为最好的生活是成为一个乡村教师，悠闲自在，丰衣足食，享受荣光和天伦。他并非没有更好的渴望，而是他觉得村庄以外的世界太遥远了，我没有力量到达那些地方。

16

他们的绝对中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骄傲和尊严。他们的欢笑和泪水。他们生活中的至暗时刻，光芒四射的时刻，辗转难眠的时刻，喜极而泣的时刻。人世间所有的父子，所有的母子都是如此。到我为人父的时候，我也是如此。

他只是担心。他知道我所有的弱点和缺陷。他知道世界纷繁又复杂。他知道一个人的力量和勇气有限。他知道冒险会付出代价。他只是希望平安。

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生活就是冒险。我年少轻狂，鲁莽轻率，很多时候混乱糟糕。我17岁的时候，父亲有一天给我写信。他已经很多年不写字，很多汉字已经生疏和遗忘，信纸上的字体繁体与简体混杂，笔画不全。这也是他一生里第一次写信。他写信用了很长时间，他一边写一边流泪，泪水落到信纸上，留下了一团一团的污渍。起因是我写信告诉他说，学校的伙食费不够，我吃不饱。他读信的时候哭了。他给我写回信，安慰我，要我克服困难，好好学习。他又说家里实在没钱，但他在想办法。多年以后，我深感愧疚，我不应该如此草率地说这样的话。实际上学校的生活要比家里好得多，我只是出于虚荣，或者想有一点钱来买书。我18岁的时候，与坏人打架，我成为学校里的英雄一般的人物，但我的腿上被捅了一刀，在宿舍里卧床一个月，一直到暑假快要结束。我乘坐长途汽车回家。试图隐瞒我受伤的事情。伤口还没有长好，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他们流泪，叹气，陷入长久的担忧和恐慌。他们害怕开学之后，那些人还会来纠缠我。我看见母亲的泪水，看见父亲整夜坐在屋檐下抽烟，发出剧烈的撕裂一般的咳嗽。也许是某个夜晚，某个时刻，我突然意识到，青春期的疯狂与无知给他们带来了多么深刻的伤害。我有多么的自私，多么的愚蠢。

我19岁的时候，拿到了整个青春期里最大的一笔稿费，205元人民币。是我的老师们将近半年的工资，是家境优渥的同学两年的生活费。我父亲也许需要五年才能收入这些钱。我把100元给了父亲。剩余的钱用来买书，请同学们看演唱会，送给初恋女友。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和喜悦。我觉得我可以给父亲和母亲更好的生活。我觉得他们不该受苦，他们应该欢笑、快乐和健康。母亲应该穿上新衣裳，像城市里的女人们一样，走在热闹繁华的马路上。

但是，也只是短期的、飘摇不定的安宁。我在乡村学校教书，学校距离镇子15里地。我周六回家，母亲会给我准备好馒头和面条，然后我周天骑着自行车回到学校。我过得悠闲自在，同事们喜欢我，和我年龄相当的女生们经常献殷勤。我每月会从学校会计那里领到110元工资。我留下一小部分，剩下的交给父亲。父亲很高兴，走路的姿势昂首挺胸，张扬豪迈。许多人都来提亲，包括我的学生的家长，和父亲的想法一样，他们觉得我应该生活在这里，结婚，生育，开学了教书，假期里种田，孝敬父母，翻新房屋，和大部分乡村教师一样，数年之后，用积攒起来的钱买一台缝纫机、一台黑白电视机，到了年底，给妻子、儿女和父母买上新衣裳新鞋子。

我放弃了乡村教师的工作，考上了大学（预考成绩是全地区第一名）。他们不知道我在考大学。父亲很吃惊。他的情绪很复杂。他从未想过我会考上大学。他觉得现有的生活已经很好。他惊奇、喜悦、犹豫不决、忧心忡忡。安宁的生活结束了，我不再每月领到工资，而他根本无力承担我读大学的花费。他陷入沉默和感伤，然后他委婉地表达了他的担忧。与往昔很多时刻呈现的父亲形象已经完全不同，他看上去懦弱又猥琐，就仿佛已经承认，作为父亲，他已经老了，已经不能够指点或者矫正我的生活了。

我大学读书的时期，是我们父子说话最少的时期。他再一次成为镇上的穷人，也许是最穷的一个。他忙于农事，像一头沉默的、老迈的牲口。他老得很快，营养不良，形销骨立，牙齿脱落，看上去比他的年龄要老得多。同样，我可能是大学里最穷困的学生。幸亏彼时的大学不收学费，每月还发放一笔生活费。但对我来说，远远不够，我要买书，要应酬，还学会了抽烟。因为物质的困顿，我自卑、敏感、脆弱，经常受到伤害，反感那些穿了鲜艳的裙裾的女生。父子之间，曾经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再一次试图用小镇的生活哲学来反驳和规训，但我拒绝了他的说教。在某些时刻，我甚至觉得我不爱这个人，他穷困潦倒，只有暴躁的脾气，他让母亲和他的子女们受苦，他完全负担不起我读书的费用，他逃避现实，没有担当。

那时候母亲生了重病，她奄奄一息，就像是在无望地等待结束和离开。困顿的生活雪上加霜。有些时刻，我对自我的选择开始怀疑。如果我不去读书，母亲就一定不会这样，她会得到治疗，会有对症的药品，会恢复健康。那时候，我看见世态炎凉，人间冷暖。看见富贵权势，都如蚁附膻；看见穷愁无依，都漠然无视。亲朋都如此，何况近邻同乡与路人。父亲求告无门，愁肠百结，只能夜夜无眠，枯坐炕头，看着病重的母亲，从夜到明，流泪叹息。母亲躺在炕上，就像是一把骨头。她几乎到了没有力气流泪的地步。

天可怜见，人到苦处，不绝人之路。祖籍镇上、外出从商的远亲夫妇（辈分小，我称其老哥）偶然回乡，看见他们的凄惨恓惶模样，不忍撒手，毅然决然带母亲去兰州检查治疗。半月过后，病情大好，到了月余，康复如常。他们救母亲于水火，是薄凉人间的光亮和温情。

他们在苦熬。他们承受了世间的悲苦、辛酸和艰难。但他们沉默不语。他们没法说出来。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那时候的父亲其实已年过六旬。已经是一个老人。也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他沉默的时候、流下泪水的时候，内心里该有多么崩溃和无望，有多么疼痛和悲伤。他从未放弃我们，正像在他的壮年时代，带领我们度过艰难时日，勇敢而孤独。我很抱歉。因为我的自私、固执和多疑。没有人比他们更爱着我们。他们全心全意，是本能、血液和所有的日常。

17

他们的生活苦尽甘来。到了父亲的晚年，他丰衣足食。镇上的人们说，他是有福的，他从前受苦，现在享福了。他自己也这么说。他走在小镇的街道上，人都和他说话，开玩笑，递烟卷给他，然后说镇上的生老病死。他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母亲就像是一个称职的保姆，一心一意，事无巨细。到了晚年的时候，母亲成为家庭的主人，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由她决定。父亲心甘情愿地交出权力，他的态度卑微又热烈。我们给他们压岁钱或者生活费的时候，也都是交到母亲手里。母亲会仔细地数数，但她不确定是否准确，然后她把钱递给父亲，让他来数。父亲很喜欢数钱，他会一边蘸着唾沫一边数，并且把数字念出来。他在小镇的街道上也是这样，人问他有没有钱，他就说有，人故意说不信，他就从口袋里掏出来让人看。又问是多少，他就蘸着唾沫，一张一张地数，然后说是多少。他越来越依恋母亲，任何时候只要看不见她，他就会到院子里或者街道上去寻找。他仿佛是陷入热恋的少年。

我们会给他们充足的零花钱。新房子。新火炉。先后更换过四台电视机。城市里的好食品。新衣裳。血压计。家用氧气机。过年时节，我给父亲带去好烟卷，给母亲一两瓶好酒和好茶叶。他舍不得吸，但他会装到口袋里，他打算遇到他认为重要的人，发出去一颗，实际上他没有发出去，他舍不得。

以乡村小镇的标准，他们过上了好生活。人都这么说，他们自己也这么说。人都赞美他们，羡慕他们。他们骄傲、欢乐又幸福。有一天，父亲忽然说，我要是十八岁就好了。他说话的表情一本正经，不像是开玩笑。母亲听了大笑起来，接着训斥说，你真是老颠盹（方言，糊涂意）了，娃都五十岁了，你还十八。父亲认真地说，我知道，我说的是比方这么大。那是因为他留恋这样的日子，在他看来，世间没有比他的生活更好的了。

实际上，他们的物质生活非常普通寻常。父亲走后，与母亲整理遗物与身后事宜，我惊讶地发现，多年来我们给他们的钱物，几乎悉数都在，当年的红包已经褪色暗淡，但是装到其中的钱币原封未动。母亲说，我们平常带来的物品已经够用了，所以他们花不了多少。父亲唯一的用度是买烟卷，但买烟卷的花销很有限，他买的是最便宜的，一条烟卷的价格甚至比不上我的一包。

他们一生节俭。如果我们浪费，多花了钱，没有吃完碗里的和盘子里的食物，他们就会说，不要浪费，要珍惜粮食，浪费是有罪的。他们意识不到自己有多么节俭，因为那是他们惯常的、从未改变的生活。

18

父亲70岁的时候，和我有过一次争吵，因为我的生活里的问题。他再一次提到了小镇里生活哲学，他的人生经验，以及先祖们流传下来的口头禅、歌谣和顺口溜。他知道我很固执，但他仍然在坚持。那是他最后一次和我争执。从此之后，他不再对我的生活发表任何意见。他显得卑微、顺从、安静和温和。和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察言观色，就像是一个孩子那样。他接受了我们新的、时尚的生活方式和节奏。他没有意见。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他只需要健康安宁地度过晚年时光。我所努力的生活在很多时候超出了他的预料，也超过了他的经验，但总体来说，也没有变得不好或者糟糕。他自豪又欣慰。他的一生漫长，他一生以我为傲。

他在缓慢地老去。他的话越来越少。他走路的步履越来越迟缓。他也不再回忆往昔。他说他不记得了。在他漫长的一生，一定还有许多故事和秘密的记忆，但是他不愿意讲述了。到了晚年，每一次看见我们回来，每一次看着我们离去，他都要流下泪水。

从我十六岁离开小镇，他养成了一个稳定的、从未改变的习惯：他会在我要回来的这一天，坐在小镇的街道上，一直等到我回来。他甚至会提前一两天在街上等待，因为他觉得我也许会提前回来。他整整坚持了40年。风雨无阻，没有一次例外。我在家里，和母亲说话，他躺在炕上看着我们。他不说话，但他的神情祥和愉快。他觉得一切都是好的。他隐忍而坚强，从来不跟我说起他身体的疼痛和不适。即使我在他的身边，他也不会说出来。他在炕上翻身，坐起来，自己穿衣服，然后自己穿鞋子，他不要我帮忙，他会说，我可以。他离去之前的一年里，腿脚经常浮肿，经常穿不上鞋子，但他不会跟我提起，他宁可靸上鞋子，然后对我说，我没事。他一生干干净净。

我的父亲爱我。在人间，没有任何一种爱能够比得上父亲。没有任何一种爱比父亲更隐忍而深沉。我永远是他的心头肉，掌上珠宝。他爱着我，超过世间的所有繁华和所有人。他爱着我们，超过他自己。

父亲是什么样的？父亲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父亲的爱是什么样的？这一切其实是抽象和模糊的。是伪命题。他从未想过建设或者扮演为父亲的形象，也从未想过他作为父亲身份的意义。他平常普通，一生生活在一个僻远的西部村庄，他一生沉默，他的记忆、秘密、情感最终随着肉身尘归尘，土归土。多年以后，小镇上的人们甚至会忘记他的名字。他就像是从未来过。

父亲是什么？是幼年时代的庇护和光芒。是宠溺、傲骄、任性和自由。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是沉默、倔强和力量。是孤独、泪水和感伤。是回家的路。是小镇、村庄和家园。是忠诚的永不停歇的期望和等待。是庭院里蹒跚的脚步和拐杖敲打地面的声响。是勇士一般的坚强和忍耐。是责任和担当，是愤怒和力量。是本能，是基因，是生生不息的血脉。实际上，父子早已和解。如父亲所说，世界就是一个村庄，村庄里的生老病死、繁华衰败，本质上与整个世界并无两样。这座名为许家堡的小小村庄，其间的生与死、兴与衰，枯与荣，白昼与黑夜，万物与人间，欢笑与泪水，草木、溪流、山川、田野，以及所有的古老歌谣、小曲、祭祀和庆典，放到世间的任何一个地方，也都是适用和妥帖的。人间的任何一处，任何时间，他的生与死，盛与衰，既不会比许家堡多，也不会比许家堡少。

世间大事，唯有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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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没有觉得悲伤。我只是觉得孤独。仿佛我的生活突然出现了某种巨大的空白。我坐在那里，不知所措。我从未想过父亲会离开。一切都看起来不真实。父亲躺在棺椁里的时候，我时时期待着他会坐起来，然后走出来，和我们说话。他也许会告诉我们，他只是短暂地睡着了。我从未想过父亲会离开。我的本家兄弟们在忙碌，无数的人们来吊唁。有些人我叫不出名字。有些人和我说话。我不记得他们说了什么。我只记得母亲在哭，妹妹在哭。白天和夜晚一样。然后在第六天，一只彩色的蝴蝶在夜晚飞过来，停留在父亲日常时刻驻足并和母亲说话的地方；第七天夜晚，另一只彩色的蝴蝶也飞过来，停留在父亲驻足张望并说话的地方。它们有斑斓的花纹，它们扇动翅膀，仿佛在絮语，在说动人的情话。我母亲看着它们，开始哭泣。我的妹妹也在哭。人都说，蝴蝶是好的，是父亲让它们来，告诉我们，他已乘鹤归去。他告诉我们，他是有福的。

直到下葬的那一天，早晨五点，夜色清泠如霜，镇上的人都过来，各执其事，都往坟墓地去。我坐在三轮车上，怀抱盛满纸钱灰烬的瓦盆，一手持灵幡和香烛，一手扶棺，于颠簸摇晃中去往墓中。忽然间，我意识到世界和生活已然崩塌。父亲躺在那里，沉默不语，不是这一刻，而是永远。从此，我没有父亲了。我忽然意识到，我有多么地爱着父亲，爱着这个一生辛苦、一生劳累、遭遇了无数的挫败和孤独却保持了伟大的尊严和勇气、永远爱着他的孩子们的男人。我忍不住放声大哭。我意识到，相比于父亲对我们热烈、持久、烈火一样燃烧的爱意，我们的回馈太少太少。我一直在哭，一直到父亲的棺椁入土的时候。我在哭。我没有父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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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张姓，名六学，生于公元1935年古历9月初9日，卒于公元2024年古历7月24日。享年90岁。妻牛氏，名福转。育有一子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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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

2025年春月，兰州

作者简介

尔雅，甘肃通渭人，小说家，学者，发表作品约五百万字，著述十余部。现居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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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静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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