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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25日 阳光明媚 春在苏醒
无比的焦燥。35分钟，18公里，一单没接着。从早上8点转到11点，进账43块。车子不知不觉又拐到大寨山路口——那个无名大姐的油炸摊前，还是有人排队。
我总来这儿。第一次在这儿吃早饭，大姐就把炸油馅儿的锅巴捞了满满一碗递给我，那份实诚的热乎劲儿，让人没法拒绝。所以总想着，再绕一圈回来看看。
老儿童医院门口，有人招手。心里有点“久旱逢雨”的小喜悦，我靠边，按下车窗。
“师傅，跑长途不？”
我快速扫了她一眼：三十出头，穿着普通，收拾得还算利落。但眼睛里缠着血丝，像是熬夜熬的，又像哭过。脸上没化妆，皮肤有些糙，带着生活反复搓揉后留下的痕迹。
“去哪？”
“苏家坪，多少钱？”
“120。”我报了比行情略低的价格。知道那地方，山路像鸡肠子，又陡又窄，错车都悬。可这会儿，有活比什么都强。
“别人都跑100。不过我接了女儿还坐你车回来，120行不？不行我找别的车。”她声音里有试探，也有不容商量的硬气。
我点点头。这光景，没挑的资格。
她的行李捆在旧摩托车上——一个大纸箱，一个小包。解绳子时她说，本来想自己骑摩托回去接孩子，可听说山里有雪，路冷，怕孩子冻着。
“女儿多大了？”车动起来后，我打破了沉默。
她有两个女儿，大的八岁，小的四岁。老家幼儿园今年没人读，停了。她得把小女儿接出来，要么在县城找个全托的幼儿园，要么带出去一起打工。
四岁就全托？我心里揪了一下，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她自己岔开了话题，反过来问起我的情况。
电话响了。老板催她回去上班。她低声下气地解释，电话那头是不耐烦的敷衍。刚挂断，第二个电话炸进来，听动静是她现在的男人，吼声不用免提都听得清清楚楚：“就让XX跟着她爷爷！不上幼儿园怎么了？在哪儿不是玩！赶紧滚回来上班，家底都要败光了！”
她瞬间炸了，对着话筒吼回去，话脏得没法听。两边都不是善茬。第三个电话，她打给朋友，问高坪国际幼儿园全托的价钱。朋友报了个数：一学期一万。在我们这种十八线的小县城，这是能压弯人脊梁的数字。挂电话前，她让朋友把上次联系的律师号码发过来。
车里彻底安静了。山道虽是扶贫修的水泥路，但“之”字形盘着悬崖爬，每个弯都得把方向盘攥出水来。
终于到了。两栋贴着白瓷砖的三层小楼中间，杵着半截没拆利索的土坯房。隔着几十米远，一栋单层没粉刷的简易砖房，就是她家。
听见车声，一个瘦小的女孩从半截土屋里钻出来，脸上、衣服上蹭满了黑灰——刚在灶膛前烧火。后面跟出来个老头，手里拿着两片白菜叶子，六十多岁模样，可那身打扮和那双手，看不出半点我父亲那种庄稼人的勤快劲儿。
她冲过去，一把搂住女儿，轻轻拍掉孩子身上的灰，眼里瞬间就红了。接着，她转身就炸了。和老头吵，从孩子没人管吵到陈年旧账。老头一个电话，叫回了在旁边新楼住、下地干活的小儿子。
争吵的碎片在风里飘。我听出了大概：老头跟大儿子过，老太太跟小儿子。她死去的男人是老二，工伤赔了一笔钱，盖房还债后没剩多少。为养这两个闺女，公媳还打过一场官司。现在小女儿被送回来，她又要出门打工，竟被大伯子和小叔子联手，以“遗弃”告到了民政局。
一嘴对三张嘴，她落了下风，但脖子梗着，一滴泪没掉。
外人的家务事，我插不上话。只有那个懂事得让人心疼的小女儿，时不时跑过来，小手扒着车窗，怯生生地问：“叔叔，再等等我和妈妈，好吗？”
我翻出儿子掉在车上的蜘蛛侠玩具，想叫她进来，别让她看见这些。可她扭头就跑回去，紧紧攥住妈妈的衣角，用她全部的力气，给妈妈当后盾。
计价器跳着：1小时13分。从她下车那刻开始计的。
争吵没分出输赢，只是都吵累了。她走回车子，从纸箱里翻出一把特意新买的摩托车锁，钥匙还在包装袋里哗啦响。她拿着锁，走向那扇破旧的木门。
“这门……有必要锁吗？”我把话咽了回去。除了老鼠，谁稀罕进这屋？
可她还是认真地把锁扣上。“咔哒”一声，清脆又沉闷。锁住了空荡荡的屋子，也像锁住了她一团乱麻的生活。那把鲜亮的新锁，挂在斑驳掉漆的旧门上，扎眼得让人心酸。我突然明白了——她锁住的，是这屋子里仅剩的、属于她的东西，更是她最后一点摇摇欲坠的尊严。
下山路上，沉默比上山时更沉。车子在弯道上慢慢往下滑，她先开口，为耽误我时间道歉，又自嘲地笑了笑：“让你看笑话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挤出一句老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年头，谁活得容易？”
她像是被这句话打开了闸门，说起现在的男人。对方也有俩孩子，当初说得好听，答应一起养四个。可才一年就变了卦，逼她拿出前夫的赔偿金，贴补家用。她说这些时，声音很平，没有哭腔，只是累，累到骨头缝里那种累。
我静静地听，偶尔“嗯”一声。此刻，沉默的倾听是我唯一能给的、微不足道的善意。最后，她拿起手机，拨通了律师的电话，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像下了某种决心：“张律师，我想好了，起诉离婚，要孩子的抚养权。”
车进了城。她从褪色的布钱包里抽出两张一百的，递过来。我只收了一张，把另一张推回去：“知道你现在最难，我也要养家。多出的二十块和等的那一小时，算我一点心意。别的，我也帮不上。”
她嘴唇动了动，眼圈突然红了，但硬是没让眼泪掉下来。电话又响了，是张律师。他临时要去巴东一趟，约她在长梁先碰个头。
我说送她去车站，坐大巴便宜，正好我也找个地方扒口饭。可她看看脚边的一大一小两个行李，又看看紧紧依偎在身边的女儿，还是低声央我送一趟，话说得很软，软得让人没法拒绝。
到了长梁，我帮她卸下行李。她执意付了100块车费。我找回她50，又飞快地把卷好的两百块钱，趁她不注意塞进小女孩的衣兜里。
“这不行！”她摸到了，急了，弯腰捡起钱，又加了十块，一起从车窗扔进来，“师傅，你还没吃饭，买点吃的！”说完，她一手抱起女儿，一手拖着箱子，头也不回地朝路边的鸿运宾馆走去。我甚至没来得及跟那个一直很安静的小女孩说声再见。
下午两点三十九分，车终于晃回城里。肚子早就饿得发慌。我把车停在常去的那个摊子前：“老板娘，一份炕洋芋。”
“大兄弟，跑车辛苦，这都几点了。”老板娘认得我，麻利地从铁板上铲起金黄的炕洋芋，堆了满满一饭盒，眼看冒尖了，又铲了一勺，扯了个薄塑料袋装上，“拿着，饿了垫吧垫吧。”
“老板娘，你这六块钱可要亏本了。”我喉咙有点发紧，开了个干巴巴的玩笑。
“亏不了，”她摆摆手，围裙在午后的风里轻轻晃了晃，“都是辛苦人，谁不知道谁的难处。”
底层人之间的这点体谅，从来不用多说，也不用多给。就像冬天里对着冻僵的手呵出的那口热气，看不见，摸不着，却真真实实地暖了一下心口。
我把车停在大寨山脚下那片空旷的草坪边，开始吃这份迟来的午饭。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有些晃眼。我扒拉着饭盒里的洋芋，目光无意识地落在路边的土坡上。那些野草的枯杆还在风里摇着，可要是蹲下来细看，枯叶底下，泥土的缝隙里，已经拱出了一星半点的绿，针尖似的，嫩得很，也硬得很。
春天，大概就是这么
一点一点，从最难熬的日子里，从最硬的冻土下面，慢慢地，倔强地，顶出来的吧。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寒风里，给彼此一点点不烫手的温暖，然后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或许春天真的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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