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丨绿绒蒿：“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一种精神象征——读周明全《成为批评家》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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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于我而言，悲喜交加。悲的是中外关系史研究著名专家、翻译家、法国汉学研究专家耿昇先生猝逝，当易华兄告知这个噩耗时，我正同周明全等“同学”在房间聊天——那次，我们在北京参加出版方面的培训。“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初别离。”这正是当时心情的写照。其后不久，我又赴河南巩义参加国际学术会，有幸认识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先生及其学生李晓红教授。

短短半个月内，我的情感世界里悲伤与喜悦交织，跌宕起伏。冥冥之中，耿先生及汪德迈、李晓红、周明全似乎与我的文学理想有某种内在关联。我在创作长篇小说《野马，尘埃》之前，通读《大唐西域记》和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著、耿昇翻译的汉学名著《吐蕃僧诤记》。欧洲汉学大家戴密微是汪德迈业师，他所依据材料中有“前河西观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为佛教史料《顿悟大乘正理决》所作序、两份给吐蕃赞普上奏的草稿、大辩论汉文档案及摩诃衍呈交吐蕃赞普的三道表章，还有大量有关唐蕃关系的敦煌汉文文书。戴密微像中国传统考据学家那样利用这些敦煌藏经洞史料。这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著述者和翻译者都须学识渊博、志虑忠纯。因此，2012年偶识耿先生，倍感亲切。我们志同道合，交情越来越深……不料，先生猝然离世！

我悲苦难言，尽力回避这个冷酷现实及相关话题。但在巩义，与汪德迈先生、李晓红教授相见，不能不说耿昇先生及其译著。与会期间，我和李晓红教授搀扶、照顾汪先生，一则表达对法国汉学家的敬意，再则借此弥补未能照顾耿先生的遗憾。

后来，汪德迈教授为《野马，尘埃》题词，李晓红教授翻译成汉语：“这是中国唐代历史上的一次狂野的驰骋。”苍茫人事，总是充满各种机缘。戴密微、耿昇、汪德迈、李晓红及他们的学术繁华成为我和明全结识的背景。在北京培训期间闲聊时，明全随便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文字。我便说起探索性极强的长篇小说《野马，尘埃》和《禹王书》。我把小说创作当成一种狂欢式体验，想看看文字的张力究竟能到达什么程度、高难度的叙事如何像轻舟一样穿过万重山、古老文化记忆能否在喧哗与骚动中被激活，等等，这些话题，如果对方稍有倦意，我便识趣地急刹车。没想到，年轻的明全竟然听得津津有味，致使我滔滔不绝说了很多。约请我将《禹王书》提炼成10万字的缩略本，刊发在当年《大家》第六期。2021年《野马，尘埃》出版前，《大家》刊发其中章节《敦煌之围：虚幻与非虚幻》。2024年，明全又给拙著《禹王书》写了推荐语：“根植传统，放眼中西，推陈出新，气象宏大，终成一家之言，开文学新风尚！”

现在回想起来，明全当年“接住”我痴人说梦般的独白，于他而言，仅仅是基于本身素养的一个判断，于我而言，则是一次强有力的鼓舞。多年来，我走着一条内心喜悦、外在寂寞的文学创作之路，从2004年开始，我痴迷于彩陶、玉器和青铜器等文物，从中探寻先民的思想、智慧、叙事和表现。2012年到《丝绸之路》任职后，这种倾向尤为明显。我从未离开过文学，但确实距离文学圈越来越远了。《野马，尘埃》主要依托出土文献资料，而《禹王书》很大程度上以考古成果为基础。这种将学术与艺术结合的探索，耿昇、赵毅衡、郑炳林、叶舒宪、柴剑虹、万明、李继凯、李晓红、易华等学者颇为认可，但明全这个年龄段的评论家、作家中则极少有人在意。所以，他成为我与文学界联系的重要纽带。

明全阅读量很大。他常常看书到凌晨两三点。如果心不静，找不到乐趣，不可能这么苦自己。有一段时间，他在朋友圈连续发了多种海内外出版的文学史、文学批评方面著作。这种行为本身更像一场有激情的艺术活动而非书斋式研究。明全在自传体随笔《真生命必自奋斗求得来》中坦陈自己做文学批评是“野路半出”，但他涉猎的现当代文学、古典小说及相关史料非常广阔。我追随明全的朋友圈学习，对文学史也越来越感兴趣。可惜精力有限，不能像明全一样如痴如醉地钻研。明全的海量阅读不断开拓着学术视野，他说：“真正的经典，总是从既有的文化传统里挖掘出有益的资源，或者说把旧的经典资源用现代人的眼光重新讲述、改造、激活，使之在凡常的当下重获新生。”

私聊中，他常常情不自禁地说：“我今年把19世纪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作品全部读了，收获很大，之前只是零星看了点，这次集中看，效果不一样。我目前正在读相关的理论书籍，读完，我再把西方现代小说集中阅读完。多读，对自我成长帮助还是很大的。”“我这次去广州讲课，也会专门讲讲兄长目前的创作。这个讲座，主要是讲传统在当下创作中的创造性转化。有一篇涉及到如何面对、使用古典的传说等。”字里行间，充盈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快意。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读书多了，胸怀、见识、气象自然而然就有些超凡脱俗了。明全常在《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等重要刊物发表文学评论文章，推出《“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中国小说的文与脉》《当代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陈思和研究资料》等著作，他先后做过陈思和、丁帆、孟繁华、王干等重要批评家的口述史。他还在《小说评论》《名作欣赏》《微型小说月报》等刊物撰写专栏文章。明全的睿智和博大常常让我们能感受到大海的雄阔激荡和高山的巍然豪迈。我一直认为，“不管做学问，还是做三百六十行里的哪个行业的学问”，首先要快乐自己，愉悦别人。明全进入这个境界是自然而然，是道，是德，是大音希声，是无边无际的苍茫，也是一草一木的生动。

2026年开春，明全新作《成为批评家》成为文坛的一道大气磅礴的清亮风景。各学科英豪激情洋溢，纷纷撰文评说。我阅读原著，同时关注每一篇评介文章。尽管我对明全已经非常熟悉，但《成为批评家》还是让我认识到另一位脱胎换骨、越来越立体化的明全，感觉有很多肺腑之言倾泻，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叙说角度。

2026年4月30日，我约请几位作家、诗人、文学教授访诣马衔山——2024年4月13日，我们启动“巡礼马衔山：玉文化与文学融合发展考察活动”，其后，“巡礼马衔山”便成为我们不定期开展各种文化艺术活动的主题。这次巡礼，在马衔山主峰偶遇有“高山牡丹”“蓝莲花”美誉的绿绒蒿，惊讶喜悦。资料显示，这种高山草本植物是云南八大名花之一，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分布在藏滇川青甘高海拔区，生于海拔3000—5000米的草甸、流石滩上。绿绒蒿入藏药，清热消炎。据说这种庄严圣洁的植物一生只开一次花，象征坚韧、希望。

在马衔山主峰明媚圣洁的阳光里，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明全《成为批评家》的精神气象与绿绒蒿的生存状态何其相似！

明全出生于云南曲靖沾益色格村。“色格”很有青藏高原地名特点。之所以有这种极为主观的感受，乃是基于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它主要指四川、滇西部及藏东横断山脉高山峡谷，这一区域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和岷江等大江自北向南流过，形成沟通西北与西南民族的天然通道。1987年，考古学家童恩正又提出形成于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青铜时代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其地理范围东起大兴安岭南段，北以长城为界，西抵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河湟地区，再折向南沿青藏高原东麓直达云南西北部。这个提法也被称为“童恩正线”。英国学者罗森将这个气势磅礴、无比宏阔的“弧形地理文化带”称为“中国弧”。

1993年，玉学家邓淑苹提出“华西系玉器”观点，将华西地区大致分为黄河上游的“甘青宁高原”、中游的“晋陕高原”及长江上游的“川西平原”，“华西”地理范围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大致重合。近些年来，四川阿坝茂县营盘山及广汉三星堆等遗址考古发掘证明，西北与西南的文化交流可以上溯到马家窑文化时期。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出土较多的“有领玉璧”，其起源可追溯至庙底沟二期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后来成为商文化代表性玉器之一，殷墟妇好墓、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等商代遗址中均有发现。晚商时期，有领玉璧传播至长江流域、成都平原乃至越南北部地区。商王朝灭亡后，有领玉璧延续至战国西汉时期，在滇文化区蜕变发展。云南省曲靖市八塔台265号墓曾出土一件春秋时期的有领玉璧。学者对这种奇特玉石器代表的文化内涵多有研究，邓淑苹等认为与天体崇拜有关。不管滇文化区、金沙、三星堆及黄河流域先民如何理解“有领玉璧”的功能，至今可见的考古证据表明，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藏彝走廊”或“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不但沟通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并且与欧亚大陆其他文化圈保持密切互动。

我之所以要强调“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在世界格局中深厚而久远的文化背景，乃是初读明全《真生命必自奋斗求得来》时内心产生的震颤。明全如是说：“一条蜿蜒狭窄的山路，是通往山外唯一的出口。色格村，于我，像一个巨大的隐喻——条条道路通罗马，而出生在色格村的我，想逃离山村唯一的路，不仅曲折，还是唯一。”当他读到老村自传体随笔《吾命如此》时，“那种底层的色彩与我内心的失败感一瞬间意外重合，失败者只有在失败者那里才能得到精神的安慰。从文学启蒙来说，我最初从事文学批评，是从阅读《吾命如此》开始的，老村给了我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有情绪、有对抗、有对文学不屈不挠的执着和探寻，有在命运无情戏弄下的生命的坚韧和坚守。”

明全的奋斗历程和心路历程让我不由自主联想到新石器时代在“弧形地理文化带”开拓进取、交流互动的先民，想到“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和五尺道，甚至想到抗战时期著名的“驼峰航线”和“西北国际航线”，也会想到出生于云南昭通，在楚辞学、敦煌学、语言音韵学、历史文献学等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姜先生在28岁时就写成《屈原赋校注》，注《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夫》等七篇，学术功力非同寻常。我在参访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文物时，常常不由自主地与楚辞中的物象产生联想，姜亮夫先生在楚辞学方面的造诣，会不会得益于“弧形地理文化带”的深厚底蕴？中国西北、西南高山大川非但没有阻隔中华大地与外部联系，反而成为吐故纳新、融入世界的文明高地。可能正因为如此，童恩正才将欧亚大陆东部地区的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祁连山、西秦岭及由四川西部通向云南西北部的横断山脉形象地比喻为一双有力的臂膀，“屏障着祖国的腹心地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肥沃的平原和盆地。”

作为地地道道的西北人，我对“弧形地理文化带”西南部分的人文地理比较陌生，尽管通读过两遍《楚辞补注》，尽管看了很多长江流域的文物，但真真切切感受到“藏彝走廊”人事的文化气象，则始于明全，始于我们仰望的人类文明。明全在《成为批评家》该书末尾引用“夸父逐日”神话表明志向：“夸父逐日展现的正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一代又一代读书人不甘于困在黑暗的现实中，以命博光明。我赞赏夸父逐日的精神，亦愿仿效之。”明全正是以这种精神为指引，求学、办刊、文学批评、研究批评史，始终如一。这种坚毅、笃定、果敢，我总是主观地与地域文化联系到一起。因此，当首次遇到马衔山主峰的绿绒蒿，我眼前一亮，心头一亮，立即想到“弧形地理文化带”，想到明全的学术状态。

大江大河，由涓涓细流汇成，高山峻峰，由尘土岩石成就，历史进程中的宏大叙事由一个个细节构成。从古代到当下，从文物到文献，从历史到现实，很多外在的东西换了一层又一层，而内在精神，“夸父逐日”般的精神则历久弥新。在滚滚红尘中，明全像考据学家那样长年累月坐冷板凳，壶浆箪食，遍求诸籍，钩沉、激活、筛选、甄别史料，使它们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价值凸显出来，熠熠生辉。他在《中国小说的境界》中说：“作家还是应该勇敢地站在自己的作品前面，展现出个人明确的作品风格、风骨和气象，用自己的生活、生命，证明自己的文学境界。”文学批评和批评史研究也要有风格、风骨和气象，《成为批评家》辑录中的所有文章都充实丰沛，客观冷峻，一如明全恬淡自然但又中规中矩的为人处世。所以，我把他的学术状态与绿绒蒿相比，并且通过文化脉络延伸到古老而久远的新石器时代。

绿绒花虽然纤弱，但它们才是大地的真正主人。人类作为匆匆忙忙的过客，能够笃定坚守内心，本身就是一种殉道壮士般的果敢选择。这些年，我乐此不疲感知文物，探寻文明奥妙，常常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悲怆感、独孤感和无力感：我们能看到、能认知的世界太有限，自古以来无数先贤志士前赴后继，创造、沉淀了高山大河一样的智慧，我们能够感触领悟的，少之又少！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能取一瓢饮？

明全想透了这些问题，但依然像夸父那样执着探寻。“吾道不孤”，明全肯定会遇到无数乐此不疲、如痴如醉的同行者，明全坚定地站在“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背靠青藏、云贵两大高原，面朝大海，形成了自己独特伟岸的文学批评景观，这是非常鼓舞人的时代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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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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