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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河从漯河市区穿城而过,一路向东,贴着召陵岗的西缘蜿蜒北折,再绕向东北,像一条丝带,把这片高岗半抱在怀里。召陵岗西距沙河不过一公里,抬脚就到。
沙河古称溵水,是淮河支流颍河的最大支流。《水经注》记载,溵水发源于嵩山以南,东流经郾城、召陵,至周口汇入颍河。在郾城境内,沙河与澧河交汇,水量大增,成为豫中重要的水运通道。从地图上看,沙河在召陵岗西侧形成了一段南北向的河道,随后折向东北,绕岗而行。这一段河道,是召陵最倚重的水脉。
先民为什么选择在召陵岗定居,而不直接住在沙河边?道理很简单——住得太近,水一涨就遭殃。住得稍远,有水之利,无水之患。高岗西距沙河一公里,取水、渔猎都方便,但河水泛滥时淹不到。这个距离,是先民权衡利弊后算出来的。
沙河给召陵带来的是通衢之利。春秋时期,齐桓公率八国诸侯南下伐楚,大军沿颍水、沙河南进,召陵地处水陆要冲,是南北必经之地。召陵之盟的选址,除了高岗便于屯兵扎营,更重要的是沙河漕运保障了数万大军的粮草供应。没有沙河,八国联军不可能在这处远离齐国本土的地方长期驻扎。
到了曹魏时期,沙河的水运价值被进一步开发。黄初六年(225年),魏文帝曹丕为伐吴,下令在沙河与颍水之间开凿讨虏渠,沟通二水,以便军运与后勤。这条人工运河从沙河引水东注颍河,打通了一条东西向的水上通道,漕运船只可从沙河直入颍河,通达江淮。召陵刚好坐落在沙河与讨虏渠的交汇地带,水运枢纽的地位更加突出。
唐宋以后,沙河漕运日益繁荣。北宋时期,汴梁(开封)的粮食供给依赖东南漕运,沙河-颍河-淮河是漕运的重要支线,运粮船队常年穿行召陵。南宋时岳飞抗金,在郾城大破金兵,沙河再次成为南北对峙的前线水道。明代,沙河被确立为国家漕道,漯河、周口成为重要的漕运码头。清代文献记载,沙河“舟楫往来,昼夜不绝”,沿河码头、货栈、客栈林立,方圆百里的货物在此集散。
沙河哺育了召陵,也考验着召陵。
召陵岗地势高,不怕一般洪水,但沙河一旦决堤,洪水直奔岗下洼地,河岸两侧的村庄、农田首当其冲。明清两代,沙河在郾城、召陵段屡次决口,史料记载的较大水患就有十多次。明万历年间,召陵岗东南的母猪圈(今属邓襄镇)沙河南岸修筑大堤,堤成之后,汾河不再承接沙河溢水,水系格局从此改变。
治水靠的是代代积累。召陵至今保留着多块明清时期的“重修堤坝碑”“修堤告示碑”残碑,上面记载着沙河岸边一次次修堤的经过、倡导人的姓名、捐资的数额。堤坝修了又修,碑立了又立,每一次水患之后,都要从头再来。这几乎是一代又一代召陵人绕不开的命运。
民国以降,沙河继续发威。1931年、1957年两次大水,召陵、邓襄一带大片农田被淹,村庄进水,灾民流离失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沙河治理力度加大,修堤、疏浚、建闸,水患才逐渐得到控制。1975年,沙河在商水老门潭段出现险情,但经过全力抢护,终未溃堤。
如今站在召陵岗上望去,沙河静水流深,两岸绿树成荫,早已看不到当年水患的痕迹。但沙河从未停止对这片土地的滋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召陵岗上的林庄人修起三级提灌站,将沙河水一级一级提上高岗,灌溉数百亩旱地;九十年代以后,“引沙入黑”“引沙入汾”工程相继建成,沙河水被引入汾河、黑河,保障了召陵区数万亩农田的抗旱灌溉。2025年夏,漯河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召陵区引沙入黑泵站日调水量提至十六万吨,老窝镇村民直接从沙河支流枯河抽水浇地,两千一百亩玉米一天一夜就能浇完。
五千年前,先民选择在沙河边的岗地上定居,求的是有水可用、无水可淹的平衡;五千年后,召陵人依然依赖着沙河的水。河还是那条河,水还是那个水,只是取水的方式从肩挑手提到泵站提灌,人更从容了。
《水经注》里记载,沙河在召陵亭西流过,东入沙水。这个“召陵亭”,就是当年召陵故城的所在。一千五百年前的北魏地理学家写下的这一句,至今仍然成立——沙河依旧从召陵岗西侧流过。河未改道,城址未迁,人与河的关系,就这样延续了数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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