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秦人从周王室附庸的角色，励精图治，发展壮大，经变法自强，得以兼并六国，开创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从部族到统一国家的发展历程，从单一族群到多民族融合的模式值得后人深思。

关于秦人、秦国、秦文化的研究和反思，历代不曾中断。先秦时期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包括《尚书》《春秋》《左传》以及《商君书》都从不同的角度记载秦人的历史文化与典章制度。秦汉以后的《史记》《汉书》《后汉书》更是将秦人的族群迁徙史和建国史全面立体地呈现出来，让今人可以透过历史的迷雾更清晰地把握秦文化的发展脉络。随着20世纪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出土了一大批典籍和文字材料，如《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放马滩秦简》《清华简》等，对秦文化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有关秦的研究也变得更具体和更贴近真实。

20世纪30年代苏秉琦先生发掘宝鸡斗鸡台，首次区分出秦文化的遗存，可以算作是秦文化考古的肇起。70至80年代，一些重大发现举世瞩目，兵马俑、云梦秦简、雍城陵园相继现世，使得研究者对秦文化的特征的总结和研究提升到更高水平。80年代初甘肃省甘谷毛家坪遗址的考古发现，使秦文化考古学研究首次进入西周纪年。之后关于秦人渊源的讨论也变得热烈起来，为了寻找更早的秦人，学者们将视角转向了甘肃东部。90年代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发现春秋早期秦公大墓2座，以及周围的车马坑、中小型墓葬等遗迹。大堡子山的发现使早期秦文化成为世纪之交的学术热点，学者们纷纷撰文立说。

2004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先后对甘肃东部重要的秦文化遗址和与秦文化密切相关的西戎文化墓地进行重点发掘，出土了一大批秦文化与西戎文化遗物，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化成果，解决了一批困扰学术界多年的疑难问题，在秦人来源、秦人早期都邑、秦文化序列、秦人先公陵墓、西戎文化内涵、秦汉时期国家祭祀以及秦戎关系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收获。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之谜也通过考古实物得以证实，对于秦人墓葬、城址、建筑、器物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绩。

西畤的新线索

鸾亭山遗址的发掘为我们寻找秦襄公始国所建的祭天场所——西畤，提供了重要线索。鸾亭山遗址位于礼县县城西北的鸾亭山山顶，海拔1780米。考古发掘有夯土围墙、祭祀沟、祭祀坑、房屋建筑等遗迹，出土51件玉器中有49件为圭或璧（2件玉人），20余件“长乐未央”瓦当以及大量的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证实该遗址为汉代皇家祭祀遗址，应为汉代西畤。汉代西畤是在秦代西畤的基础上修建的，鸾亭山遗址的发掘为我们寻找秦西畤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礼县鸾亭山遗址出土玉器

秦人的早期都邑“西犬丘”

礼县西山遗址可能是秦人早期都邑—西犬丘。礼县西山遗址位于礼县县城西侧的西山上，与鸾亭山仅一沟之隔。西山遗址发现有10万平方米的城址，年代不晚于西周晚期。城内发现有大型建筑基址、墓葬、灰坑、房址、陶窑等遗迹，年代从西周晚期一直延续到汉代，证实该遗址汉代前一直作为人类聚落遗址使用。这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秦人城址，城内发现有一座西周晚期的秦人三鼎贵族墓葬，证实这是一处大型的秦人早期聚落。我们初步认为秦人早期都邑西犬丘就在此地。

礼县西山遗址城墙（解剖）

新都 “西新邑”

西邑即西犬丘，即是秦人早期的都邑。但是年久破败加之曾被犬戎攻破，对于已成为诸侯的秦来说缺乏安全保障，新邑的营建势在必行，大约在秦文公时期开始营建新都“西新邑”。秦文公、秦静公以及秦宪公祖孙三代都曾居住于这座新邑。经考古实证，这座新邑的地望，很可能就是礼县大堡子山遗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礼县两座秦公大墓被盗，海外流散的大量带有“秦公”铭文的青铜器与金饰片被证实出自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学者们也意识到了这座尘封于西汉水河畔大堡子山腰的遗址的重要性。9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抢救性清理了被盗掘的两座秦公大墓和车马坑，证实了该遗址为秦国早期的国君陵园。2006年经详细调查、勘探和发掘，在大堡子山遗址发现有面积达55万平方米的城址。城内发现在秦公大墓西南侧有祭祀遗址，祭祀遗址由一座出土3件青铜镈钟、8件青铜甬钟和2组10件石罄组成的乐器坑及其周边的人祭坑组成。另外城内还有20多处大型建筑基址，城外西北还有中小型墓地。推测大堡子山遗址可能就是秦宪公居城——西新邑。

礼县大堡子山遗址乐器坑

实证早期秦人的来源

有关秦人的来源，自上世纪20年代起因为文献记载的疏漏，一直存在着“东来说”和“西来说”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2010-2011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清水李崖遗址进行考古工作，共钻探面积达40万平方米，发现各类遗迹现象近千处。经考古发掘，发现了北魏时期城址1座，西周时期墓葬15座，寺洼文化墓葬4座，齐家文化墓葬一座。西周时期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墓向东西向，头向西（西偏北）、有腰坑殉狗、随葬陶器为鬲、簋、盆、罐组合，部分陶器具有商式风格。其中有一座墓（M9）墓葬规模较大，骨骼凌乱，为二次扰乱葬，出土陶器30件，其中有一件为典型的寺洼文化马鞍口罐，其余为周式或具有商式风格的陶器。李崖西周墓的年代主要属西周早中期，为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秦文化墓葬，反映了秦人西迁之初的文化特点。这批墓葬在葬俗和随葬品上有浓郁的商式风格，尤其是商式风格的陶器，将早期秦文化和商文化直接联系起来，从考古学的角度证实了秦人“东来说”。李崖遗址是目前牛头河流域最大的一处秦文化遗址，根据秦人活动轨迹，其有作为非子封邑的可能，虽然存在争议，但这是目前已知探索非子封邑的唯一的资料。

清水李崖遗址西周秦墓

诗经黄鸟中的子车氏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两次发掘了毛家坪遗址，发掘到了以绳纹灰陶为代表的周代秦文化遗存（“A组”遗存），以夹砂红褐陶为特征的战国西戎文化遗存（“B组”遗存），周代秦文化遗存可早到西周时期，从而将秦文化考古学研究追溯到了西周时期，开辟了考古学上探索早期秦文化的先河，在学术史上有里程碑的意义。2012年——2024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全面勘探、发掘毛家坪遗址。共勘探出墓葬千余座，其中沟东731座，沟西300余座。依据钻探情况在遗址区内有针对性地选择了10处发掘点，即A、B、C、D、E、F、G、H、I、J发掘点。前后工作时间近三年，主要的遗迹包括灰坑、瓮棺葬、踩踏面、房址、墓葬、车马坑等。共发掘墓葬199座，灰坑752个，车马坑5座。共出土铜容器51件，陶器约500件，小件千余件（组）。极大丰富了甘肃东部以及周代秦文化的内涵。其中最大的墓葬编号M2059，是一座长5.2米的东西向竖穴土坑墓，出土有五鼎四簋，按照礼制应是大夫级别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墓主为男性，其墓道四周有壁龛，内有殉葬的女性尸骨5人，可能是墓主的侍妾。墓主生前显贵，随葬品丰富，有铜器15件，陶器13件，其中紧贴墓主右臂发现有一件青铜戈，其上有“秦公作子车用”等14字铭文，实证了秦国子车氏家族的存在，印证了《诗经》、《左传》、《史记》等文献中关于秦穆公卒、三良从死，子车为穆公近臣，子车氏为春秋时秦国重要贵族的记载。甘谷毛家坪遗址很可能是秦公派遣子车氏管理的冀县县治所在，子车氏应该是秦国国君委派管理冀县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

甘谷毛家坪遗址M2059头箱随葬品

子车戈

秦始皇西巡祭祀的实物证据

礼县四角坪遗址发现于2009年，是国内目前仅见的一处秦代国家祭祀遗址。该遗址系秦统一后在秦人发祥地（礼县），为秦始皇西巡专门建造的祭祀水德、天帝、祖先的场所。是当时政府为巩固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认同的重要举措，是国家意志的具体体现，是从王国到帝国阶段转型的标志性建筑。遗址体量巨大，是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形成初期风格和气魄的重要体现，对后世的祭祀制度、建筑格局影响深远，丰富和补充了中国古代祭祀建筑体系的链条，对研究中国早期祭祀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礼县四角坪遗址位于礼县县城东北2.5千米处的四格子山顶部，海拔1867米。外围依山势夯筑护坡，由于山体滑坡及水土流失，东侧护坡坍塌不存。2019-202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共同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该遗址为多座夯土建筑组成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其中心为面积约900多平方米的方形建筑基址，四周为三重门塾建筑，第一重门塾建筑拐角为曲尺形建筑。遗址总面积约28000平方米，建筑形制规整，错落有序，应是一处秦代大型礼制建筑遗址。

四角坪遗址建筑群整体主次分明，规划严整，结合所处地理位置和建筑特点，推测四角坪遗址是一处有着特殊形制和功能，与祭祀相关的礼制性建筑群。《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礼县作为秦人的发祥之地亦在巡视范围之内。四角坪大型礼制建筑群很可能与始皇帝西巡所准备的祭祀场所有关。

礼县四角坪遗址复原图

总之，甘肃秦文化考古发现的众多遗存全面揭示了秦人的渊源和兴起。考古新材料和历史文献有机结合和相互印证，使我们逐渐清晰了秦人族源、西迁和早期活动的历史，初步建立了秦人兴起、发展、崛起和完成统一的历史脉络，廓清了有关秦人起源和西迁的历史迷雾，实证了秦人在甘肃的历史印记。但是学术探索的道路漫长而曲折，至今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在探索中逐步面对和解决。例如有关秦早期都邑和陵墓问题、早期祭祀遗址问题、秦戎关系与周秦关系等。因此，还需要统筹规划，通力合作，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工作，一代一代考古人将踏着前辈的脚步，把秦文化的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台阶。（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侯红伟）

注：本文系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读懂如意甘肃 · 解码文化基因”甘肃历史文化研究与传播专项课题《实证——考古视野下的甘肃秦文化研究》（项目编号 ：2023YB001）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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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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