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甘肃01-04 15:14
殷商末年,秦人远祖迁徙至今甘肃东南部天水、陇南一带,至周孝王时,秦非子为周孝王养马有功,被封为大夫。之后秦人在与戎族或战或和中不断壮大,也有意识学习周人的礼乐文化,形成了兼容并包、充满活力的独特文化。
至两周之交,秦襄公帮助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周室封为诸侯。这是决定秦人后来命运的大事件,《诗经·秦风》中的《车邻》《驷马铁》《终南》《小戎》等诗,就是为纪念这一事件而创作的,其主要内容是赞颂秦襄公,同时也反映了秦人居陇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反映了秦人崇实尚用、勇于开拓、勇敢坚强的民族性格,以及兼容并包、好尚礼乐的文化胸襟。这组诗篇,是古代甘肃在华夏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和重要地位的有力见证之一。
“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杨。既见君子,并坐鼓簧。今者不乐,逝者其亡。”
▲礼县甘肃秦文化博物馆展厅内复原的一座车马坑遗迹
《秦风》中《车邻》等诗,是以秦襄公始封为背景创作的,带有“纪念碑”式的意义。《秦风》有关诗篇歌颂秦襄公,与《周颂》中周初诸作述文王、武王之功烈,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之举用意相同,体现了秦人“慎终追远”的思想。
与《车邻》相次的《驷马铁》一诗也创作于秦襄公始封之时。从诗中所述来看,田猎园囿规模和威仪都已相当可观,这种情形应是秦襄公始命为诸侯时才有。
《秦风·终南》一诗,也作于秦人居陇之时。其创作的动机是赞美秦襄公被封为诸侯之后赴洛邑朝见周王并受赐诸侯之服。这是秦人的荣耀,因作这首诗来颂扬秦襄公。
《小戎》也作于秦人居陇之时,诗的主题是赞美秦襄公奉王命而伐戎,并歌颂秦人尚武善战。《车邻》等诗都是从上层人物的表现来赞美秦襄公,而这首诗则借助妇人之口与其感受称赞之。
上文所述《车邻》等诗,产生于春秋初期秦文化的时间、空间背景之上,反映了秦文化的渊源、构成及其基本特征。
秦人源于东夷族,后又臣服于殷商,周灭商后被迁徙至西北,春秋时期始封为诸侯,又向东发展,成壮大之势。因此,秦文化在渊源构成方面包括东夷文化、西戎文化和商周文化。秦人长期居于甘陕一带,与戎族杂处,故深受西戎文化的影响,上文所论《秦风》中的几首诗,尚武善战,同仇敌忾,就明确地反映了秦文化中的西戎因素。
秦人本为东夷族西迁的一支,后来虽久居西北甘陕地区,但其种属为东夷族。因此其文化有浓重的东夷族特征。学界认为,分布于山东、苏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及其后续文化,属于东夷部族文化系统。程俊英《诗经注析》认为《车邻》“这首诗首章全用赋体,车盛马壮,侍御传令,是一派庄严气象。二、三章改用兴法,阪桑隰杨之好,鼓瑟鼓簧之乐,逝者其亡之叹,又别是一种及时行乐的欢愉氛围。两相对照,反映出秦君身上兼存着‘君’的威严和‘人’的情感的不同侧面。”这首诗所表现出来的秦人民族性格的多重性,恐怕还是东夷文化中浪漫因素的影响。张富祥《东夷文化通考》一书认为:“秦之先挟带海岱民族雄健而浪漫的文化基因西上,以深厚的文化根系吸收羌、戎血液,遂使原有的尚武之风愈增几分剽悍、粗犷与桀骜不驯,变得更加强韧、刚戾、严峻而刻峭。”这就是为什么在《秦风》中会出现《车邻》以及《蒹葭》等极富浪漫情调的诗篇。
秦民族在殷商时臣服于殷,故其文化中也有商文化的因素。殷商文化最显著特征就是其重视鬼神祭祀的神秘性。受其影响,秦襄公始封诸侯后,设畤以祭,即颇具神秘气息。《秦风》亦隐约见此特点。如《小戎》一诗之“龙盾之合”“龙盾”即饰以龙纹的盾。诗人描写并引以为荣的武器上的龙纹,与晚近以来所见秦人所铸青铜器物上习见的龙纹是一致的。如2006年下半年在甘肃礼县永坪乡赵坪村大堡子山5号乐器坑出土的多件乐器上均有龙纹。看来,和《小戎》所描绘的一样,带有神秘色彩的龙纹是秦人兵器、乐器习见的装饰。此外,《蒹葭》一诗所描绘的在水一方之“所谓伊人”,忽远忽近,可望而不可即;诗境之缥缈空灵,都颇具神秘之气息。
周、秦两族早期都曾孕育于陇右地区,故其文化亦颇多相同,秦于春秋初叶始成诸侯之后,不仅据有宗周故地,且与留守其地之周人混居,因此全面接受了周人礼乐文化。
总之,《秦风》中的产生于秦襄公时代前后的诗篇,反映出秦文化既原始质朴,又兼容并包、多元共融的博大气势,以及秦民族崇尚事功、开拓进取的民族性格。同时,这些诗篇也充分证明了古代甘肃在华夏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作者 韩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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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