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应红丨唐人的胸中沟壑与精神旷野

奔流热点01-04 18:19

曾经有人根据李白的诗文为其绘制了一幅一生的足迹图，在网络上流传甚广。人们感叹于那种灵魂和脚步同在的自由，以及把身心托付给山水的从容和“无拘无束无碍”的洒脱。如果扩而大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那些家喻户晓的诗文大家如杜甫、韩愈、白居易、杜牧、柳宗元、刘禹锡、高适、苏轼、陆游等等，谁没有这样一幅走南闯北、无问东西的行迹图呢？他们把诗文写在大地上，用自己的困顿、忧伤、迷茫、思乡、失落绘就了中华文明的云蒸霞蔚、葳蕤峥嵘。

那时候，谁都在走，一生都在凭着两只脚不停地走，安步当车，随遇而安。节奏慢、路途远，自然就真真切切地看到了日升月落、草木枯荣，也实实在在体会到春夏秋冬的温热凉寒和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因为走，他们的目光变成了眼光，“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跋山涉水，去见天，去见地，来见自我。拔腿走在旷野中，他们的生命力是鲜活的，饱满的，而其精神也就逐渐拓展成一片兰桂齐芳的旷野。每次阅读那些锦绣诗文，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心生愧意，相比之下，我们的灵魂何其憋仄、何其干秕。

段成式撰写的《酉阳杂俎》也是随父升迁、宦海羁旅过程中行万里路的结果，有别于载道言志的正统文学观，在唐代浩如烟海的诗文典籍中，它恰如一座争奇斗艳的后花园，始终保持着一段烟火风韵，一份民俗野趣。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并没有遵循正统史学的严谨法度，正如段成式自言：“学落词满，未尝覃思”，完全是“饱食之暇，偶录记忆”。亦不囿于子部著作的体系桎梏，而是以其包罗万象的“杂”与光怪陆离的“奇”，为我们开凿出一方窥探唐人精神世界与知识趣味的框景。宋代邓复在《酉阳杂俎》的序言中这样说：“成式出于将相之胄，袭乎珪组之荣，而史氏称其博学强记，且多奇篇秘籍。今考其所论撰，盖有书生终生耳目之所不能及者，信乎其为博矣。”我们从这部作品的目录条陈也能看出，它并非庄严典雅的庙堂乐章，而是市井坊间的多声部合唱。在行文中，段成式不追求义理的纯粹与历史的线性，而沉醉于世界的纷繁与细节的幽微，透过这部“志怪小说之翘楚”（《四库全书总则》）的吉光片羽，我们才得以穿越千年，触摸独属于那个时代的天真烂漫，测绘出一幅远比正史记载的更为生动辽阔的唐人精神图谱。

《酉阳杂俎》所彰显的首要趣味，是一种近乎天真的、弥漫于整个唐代的“猎奇”心态与对“异域”的无限向往，而这趣味与大唐帝国空前开放、丝路畅通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段成式以近乎人类学田野作业的笔触，记录了纷至沓来的异域风物与传说，如书中“境异”篇，充斥着关于“坚昆”（今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一带）“西屠”（越南）等地人的奇特样貌的记载，或“焉耆国”（西域古国）人“野祀”“床撒”的奇俗。这些记述虽然真伪杂糅，多有讹传嫌疑，但其价值不再顾虑史志学的“端庄”，而在于映射唐人对“他者”世界的热情想象与探究欲念，这是大唐帝国在鼎盛期文人士子特有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既不惮于承认“未知”的广大，又热衷于将远方纳入自己认知的版图，哪怕是以奇幻变形的方式。此外，段氏的这种时代所赋予的趣味还体现在对“物”的精细玩味上，从“器奇”中关于宝剑、铜镜的轶事，到“酒食”中的奇珍异食，乃至“广动植”中对动植物形态、习性乃至“怪变”的痴迷记录，无不显示出唐人试图穷尽天地万物的认知热情。他们的目光既投向星辰大海般的异域，也聚焦于身边一草一木的灵奇，从而构成了一种全方位、立体式的“好奇”景观。

与这种外向的“猎奇”相辅相成的，是唐人对“非常”世界的浓厚兴趣，即对一切超越日常经验的神秘、幽玄、怪诞现象的搜集与痴迷，这构成了《酉阳杂俎》最具标志性的特点——志怪。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段成式的志怪，与六朝以来单纯的“明神道之不诬”已有显著不同，如书中“诺皋记”“支诺皋”“雷”“梦”等卷帙，固然充满了鬼神、精怪、幻术、征兆、梦境等超自然叙事，但究其姿态，作者往往更类似于一个兴致勃勃的“记录员”与“转述者”，而非纯粹的信仰宣扬者。例如，段成式在记述数则关于“忠志”“天咫”（天文异象）的奇事后，会试图引用《汉书》《尔雅》《旧唐书》等典籍进行比对；讲述完林木成精、器物作怪的故事，又会补充类似的地方传闻。这种将怪异世俗化、审美化、艺术化的努力，体现出唐人独特的理性与浪漫交织的心态：他们并非无条件地迷信，而是试图将不可理解的现象，纳入到一个庞杂但“可谈论”的知识系统中予以安放和玩味。对“怪力乱神”的兴趣，既包含民间禁忌的底色，更是一种智力上的探险与审美上的愉悦，这难道不是唐人用想象力拓展生命与宇宙边界的尝试？

▲唐·周昉《老子玩琴图》现存弗利尔美术馆

段成式及其所代表的唐代文人见识之“博杂”，往往根植于一种独特而恢弘的知识结构与认知方式。与后世渐趋专门化的学术分野不同，唐代尤其是中晚唐，承袭了魏晋以来“类书”式知识传统的影响，又沐浴在佛道思想深入交融、外来文化剧烈碰撞的氛围中，形成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理想。这一点，《酉阳杂俎》的编排本身便是明证：前集二十卷共计910条，续集十卷共计378条，举凡天文、地理、方术、医药、民俗、器物、寺庙、音乐、酒食、动植、盗侠、尸穸……几乎无所不包。这种分类并非现代科学体系，而是基于关联、类比、象征的“宇宙类比”系统。例如，将“玉格”谈道教仙境与“壶史”记异人方术并列，将“贝编”述佛家故事与“尸穸”记墓葬异事相连，体现了将宗教、自然、人事视为一个相互感应、互渗互喻的整体世界的观念。在这种认知理路中，一段异闻、一桩怪谈、一件珍物，其价值就不再局限于它是否“真实”，而在于它是否能为这个包罗万象、充满隐喻的宏大网络增添一个有趣的节点或一条神秘的连线，唐人的“博学”，就是建立在这种万物皆备于我、万物皆可通联的“有机宇宙观”之上的。

▲唐·李思训《京畿瑞雪图》现存故宫博物院

进一步而言，《酉阳杂俎》所呈现的趣味与见识，深刻反映了唐代社会文化心态的某些核心特征。首先是其惊人与平实的共生。书中既有“拔拔力国”般匪夷所思的海外奇谈，也有对民间婚丧嫁娶、市井骗术（如“贬误”篇）细致入微的写实记载。这种共生，体现出唐人对生活世界多层次、多面相的坦然接受，接纳雅俗文化之间活跃的流动与互动。其次是信仰与戏谑的并存。一方面，对佛教因果、道教仙境、鬼神之力的虔诚记述。另一方面，不少故事又带有明显的幽默、讽刺甚至消解神圣的意味（如某些嘲弄愚僧道士的故事），这并非写作中的“精神分裂”，而是一种在信仰框架内保持理性审视与世俗情趣的多元心态。最后，是记录与创作的模糊化处理。段成式宣称其书“固役而不耻者，抑志怪小说之书也”，强调记录见闻，但大量故事显然经过文人化的润色、改编乃至虚构，这种“实录”精神与小说家笔法的交融，正是唐人对待“知识”与“叙事”态度的体现：他们乐于在事实的骨架之上，进行文学想象与艺术建构，以成就一种更富趣味、更能承载思想与情感的“知识叙事”。

以上不难看出，《酉阳杂俎》宛如一座由唐代文人阶层与民间共同构筑的“记忆宫殿”与“想象博物馆”。它那看似杂乱无章的陈列，恰恰是唐人精神旷野的真实写照：开放、自信、充满探究的活力，试图以最大的广度与弹性去容纳和理解这个复杂多元的世界。特里•伊格尔顿曾不无遗憾地指出：“现代性已经从我们身上剥去了许多东西，像神话、巫术、亲情、传统、孤独；但如今它最后也成功地剥夺了我们自身。它已经看透了我们真正的主体性的隐秘处，就像掏空众多成熟的李子一样把我们掏空。”可以说，段成式们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或人类学家，但他们以文人特有的敏感、好奇与审美意趣，为我们保存了一份关于唐代生活温度、思想宽度与想象力的珍贵“标本”。

“杂俎”之味，杂而多端，俎列纷呈。在信息碎片化、认知肤浅化的今天，重读《酉阳杂俎》，或许能让我们反思，在追求知识深度之外，是否也遗失了那种将科学、传说、信仰、艺术、日常生活熔于一炉，以整体性、诗性眼光拥抱世界万象的趣味与勇气？

文丨蒋应红（文艺学博士，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