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一个晚上，闲来无事，我漫不经心地在房子里翻看相册。蓦然间，十几张我们家人在敦煌时的老照片跳入眼帘：憨敦敦的大哥、扎两根小辫的我、剪了齐刘海的小妹、穿着小花裙子的弟弟和一身青衣的姥姥。相册里有一帧爸爸妈妈的合影，那时候他们多年轻：爸爸穿着中山装，眉宇间透出英俊，自带沉稳气度，站在那里好似一棵挺拔的松树。妈妈的上衣是一件碎花罩衫，两根粗粗的辫子放在胸前，那微笑着的大眼睛里像盛着星光。如今，他们已先后阔别人世，大概在另一个世界里相爱着。眼前一帧帧大小不一带了花边的黑白照片，让我不由得想起遥远的敦煌，那里是我出生的地方，那里是我长大的地方，曾有我十八年的家。那山、那泉、那窟，蓝蓝高高的天，带着鱼鳞的云，时不时就会袭来的漫天沙尘……一件件往事从泛黄的影像里走了出来。

我的老家在兰州，祖籍山西太原。1949年前夕，爷爷带着一家老小落脚兰州，在邮电医院当医生。爸爸从当时的兰州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敦煌县医院。妈妈是独生女，他们结婚后不久就两地分居，一直没有孩子，姥姥、姥爷很是担忧。1966年，妈妈申请从兰州市幼儿园调到了敦煌，在东街小学当了一名小学老师。1967年他们在敦煌有了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哥。1969年，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后来妹妹和弟弟依次降生。

那时的敦煌县城不大，分东、西、南、北四条街。最热闹的地方要属南街，那里是商业与居民集中地，临街挤满高高低低的平房，住宅与商店混杂在一起。卖日用百货的供销社，卖夜光杯的门市部，还有几个小旅社和手工业作坊，大都是国营的。我几个要好的伙伴经常约在一起钻进商店里，去看玻璃柜台里七红八绿的商品。敦煌处于西北半干旱地带，一年的降雨量少，房顶的坡面斜度不大。街道都是以土路或者是砂石路为主，坑坑洼洼。电影院在阳关中路的一幢小楼里，十字街口的五层百货大楼是县城最醒目的地标。党河像脐带，紧紧地系在敦煌的腰间。

我们在敦煌有过三个家，每个家都藏着我抹不去的回忆。第一个家在敦煌南街，是座有六间平房的院落，住着我们和钟叔叔两家人。那是我七岁之前生活的地方。推开院门进去，房屋坐南朝北，每家各有三间独立房子，头三间住着钟叔叔他们一家，后三间是我的家。爸爸妈妈一间，姥姥和我们姊妹四个一间，还有一间是厨房。爸爸妈妈的工作忙，顾不上照顾我们几个孩子，姥姥惜疼她的独生女，就从兰州专门赶到敦煌来。院子东边有一个用砖头和土坯砌起来的大概有半人高的矮墙，那里也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敦煌的太阳光强，姥姥经常把蒸的大馒头一掰四瓣放到一个大篮子里，然后盖上白白的纱布放在矮墙上晒。夏天的时候，我们把晒好的馒头泡在西瓜里吃，又脆又甜，还有一股太阳味。弟弟妹妹小，早上起来后我就把他们抱上矮墙，一人一个小板凳坐那儿。我给他们洗脸洗手，然后给他们一人一块馍。他俩坐在那里，荡着小腿，一边晒太阳一边吃早点。那时候生活条件差，院子里是土质地，姥姥每天早早起来打扫得干干净净。院子靠北边爸爸找工人打了一口手压式水井。在井旁边，姥姥搭起一个鸡棚养了几只小鸡，我们见天都拿着菜叶子去喂小鸡，可开心了。有段时间姥姥因事回兰州了，哥哥想姥姥时就会抱着姥姥养的小鸡说话。爸爸后来把弟弟养的一只小鸡杀了，弟弟哭了好久好久，直到今天他都不吃鸡肉。那时的人家大都住平房，喜欢在院子里种花种菜。我家院子里也种了好多样，有喇叭花、八瓣梅、恰恰花、菊花等，微风吹过散发出的香味飘满院落。到了秋天，藤蔓自由自在地爬上了院墙。

夏天的敦煌很热，人们都穿着黑、白、灰的衣服，有的袖口卷到胳膊处，露出古铜色的皮肤。女人们穿着素色或者小碎花的衬衣，蓝、黑色裤子，梳着那个年代普遍流行的麻花辫。路上的驴车轱辘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车上坐着裹了白毛巾的老汉，他手里的皮鞭轻轻晃动着，并不抽打，只偶尔往驴背上虚挥一下，嘴里发着“驾”的声音。大热天最开心的事是拿着大白瓷缸子去买冰棍。离我们家不远处有一个冰棍加工厂，那是我心心念念的地方。我们一群孩子来到厂房的玻璃窗前，搬来几块砖踩着爬上窗台，焦心地等着冰棍出柜，有人会推开窗子售卖。我一手拿着缸子和钱，一手紧紧握住玻璃窗外的护栏，生怕掉下去。要是一不小心掉下去，那别的孩子就占了位置，你再没有机会挤进去了。如果去晚了，窗台边挤满了孩子，根本没有地方爬。为了吃一根五分钱的冰糖冰棍，我被大个子的孩子挤来挤去，好不容易才买到。有时，会把一只鞋子挤掉，即便那样也高兴得很。现在想起来，那种甜还能透出心来。

看到相册里穿着小花裙子的弟弟，不由得哑然失笑。那个年代，周边牧区物资普遍匮乏，他们的生活用品基本上要到敦煌进货。那些商贩来这边取货时，都开着东风大货车。有的商贩利用车上的篷布作掩护，经常捎带着会把我们这儿的男孩子偷走。姥姥很担心，就把弟弟打扮成女孩子。弟弟五岁前都是扎两根小辫，穿着花裙子，特别可爱。有了弟弟后，妹妹在家里失宠了。有一天，姥姥在门外听到一个多月大的弟弟“嗯啊嗯啊”直哭，冲进去时，发现弟弟脸上一道一道的黑，妹妹站在床边盯着他。姥姥问妹妹是怎么了。妹妹拿起炉子上的火钳子向前刺着，嘴里还嘟嘟出“杀啊、杀啊”的话语。这下可把姥姥吓坏了，再也不敢把弟弟一个人放在房间里。

我的第二个家在敦煌东街市场附近。那是一片较大的居民区，一排排平房像列着队形，整齐坐落着。青砖黛瓦，灰白墙皮，屋檐下的电线纵横交错，夜晚来时亮起一大片灯光。院子里的葡萄架上结满了果实，为居民搭起一个凉棚。我家窗台上摆的几盆恰恰花，不经意间会开出各种颜色的小花，微风一吹，轻轻摇晃着。这个家院子里没有水井，爸爸和妈妈隔三差五就要去西河坝拉水。经常是爸爸肩膀上套了牵绳在前面拉车，妈妈从后面推着，回到家时都满头大汗。架子车上放着用汽油桶改造的大水桶，拉一次我们就能用好几天。为了节省着用，姥姥常常把洗菜的水留下来浇花。和我家同院的李叔叔是天津人，特别爱吃饺子。他家的饺子馅总多放些花椒粉，但很好吃。他家每次包饺子都会给我们端来一大盘子，两家人相处得很和睦。这里的房间布局和我第一个家基本一样，不一样的就是砌矮墙的那个地方变成了我家的厨房。厨房很大，被隔成了两间，外屋做饭，里间用报纸糊了墙当做储物间。爸爸的医术在敦煌很有些口碑，救治好了不少病患。总有患者来我们家时会拿点自家磨的白面、一包沙枣或几个玉米棒子，妈妈就会放进储物间。储物间还放着米、面、蔬菜、水果等等，七七八八的东西挤得满满当当，就像是我家的“聚宝盆”。姥姥有时把买来的糕点、糖果放在篮子里，用一根绳子吊在厨房的房梁上。为了省着吃，节俭成了那时候人们的一种习惯。我们姊妹几个常常趁姥姥睡午觉时悄悄地把篮子取下来，偷吃里面的东西。过一两天，姥姥发现篮子里的东西没了，就问我们谁拿的，每个人都说不是自己。后来，姥姥就把好吃的都锁在柜子里，我们有谁馋了就会缠着她讨要。

敦煌的冬天是真冷，西北风夹裹着雪花呼呼作响。我的手上和脚上都有冻疮，年年犯，又疼又痒。妈妈就用土办法来治：包过点心的麻纸蘸上清油，在火上烤热油纸，然后反复擦我的脚和手，竟然有很不错的疗效。那时的敦煌，冬天没有集中供热设施，家家都靠生火炉子取暖。每个屋檐下就会伸出长短不一样的铁皮烟筒，有的冒着深灰色，有的冒出淡淡的蓝，远远望去一派生机。有一天，不知道怎么我睡过头了，一骨碌起来发现炉子里的火灭了。我怕爸爸回来打，随手披了一件衣服就冲到院子里，拿来一些旧报纸和木屑，又取来放在墙角的一桶煤油。把报纸和木屑塞进炉膛里，又咕咚咚倒了半桶煤油，学大人的样子划着火柴准备点燃。就在这时，爸爸下班回来了，一进门闻到浓烈的煤油味。他飞起一脚就把我踢倒，火柴掉在了地上。我傻傻地望着爸爸，看见他举在半空中的手瑟瑟发抖，吓得蜷缩在墙角。爸爸的脾气很暴躁，我们几个孩子做错了事挨揍是经常的事。爸爸终于说话了：“你胆子真大，就不怕着火吗”？我愣愣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每当我想起心里还就隐隐有点后怕。

我的小妹一生下来爸爸就格外喜欢。妹妹小时候贪吃贪睡，吃饱了睡睡醒了吃。她最爱吃饺子，一看饺子出锅了，总是第一个端着小碗就冲到餐桌前，往自己碗里夹上好几个，然后坐在小板凳上嘟嘟着嘴慢慢地吃起来。好几次，她竟然端着碗睡着了，嘴里还噙着没咽下去的饭。小妹可是爸爸的心头肉。有一天，爸爸进门就阴沉着脸，他一边摘手套一边大声喊着我妹的名字。顺着喊声，妹妹怯怯地走进了爸爸的房间。爸爸随手“砰”一声就把门关上，吓得我们大气也不敢出，悄悄趴在门边听，房间里传来爸爸训斥妹妹的声音。不一会儿，妹妹从爸爸的房间走了出来，嘴角上挂着点心渣，眼窝处湿湿的像哭过一样。长大后，妹妹才说出了实情，原来爸爸那次叫她进去是单独给她点心吃。出来前，爸爸给她眼睛上蘸了点水，让屋子外面的我们几个看她像刚哭过。孩子多的家里，父母总会偏爱其中的一个，这是常有的。从这件事上，就能看出爸爸喜欢妹妹的那种良苦用心。

我至今能清晰地想起第一次去莫高窟的事。那天，爸爸带着从兰州过来看望我们的姥爷去参观莫高窟。同去的有舅舅、哥哥和我。舅舅是姥爷和姥姥抱养的，和我的年纪差不了几岁。我们几个孩子一边唱歌一边嬉笑打闹着，不知不觉间就到了莫高窟的洞窟前。远远望去，最醒目的是那个有层层叠叠檐角的九层楼，洞窟就好像一个个蜂巢镶嵌在旁边的崖壁上。那时候，民间把这里叫千佛洞。为了能让大家的参观明了一些，爸爸专门请了一位导游做讲解。走在不怎么宽的栈道上，木板“咯吱咯吱”地作响，总让人担心会不会掉下去，却又忍不住好奇从木板缝隙里往下看。洞窟里光线暗暗的，只有讲解员的手电光束照着壁画和彩塑，光的影子在墙上晃动，空气中还有淡淡的泥土和颜料混合的味道。墙上和藻井中的人物形象有慈眉善目的菩萨，也有青面獠牙的恶魔。那些披着长长飘带的飞天，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小仙女。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墙壁上还有许多小动物，好像在奔跑，我想用手去摸又不敢，便缩了回来。看着飞天，我在想他们没有翅膀和羽毛为啥能在天上飞，飘带是有魔法吗？壁画上面有红、蓝、绿各种颜色，比妈妈买的蜡笔的颜色还鲜亮。九色鹿的毛花花绿绿的，眼睛亮闪闪的。我正沉浸在美丽的童话故事里，被舅舅和哥哥拽过去。他们说，我们到坐佛后面玩捉迷藏，让我先藏。几经转折，我找了个轻易不被他们发现的昏暗角落藏了起来。我喊：“藏好了。”连喊几声，但没人应答。我急忙从角落走出来，才发现洞窟的门已经被锁上，里面一片漆黑。想起墙上那些青面獠牙的怪兽就在身边，吓得我两腿直哆嗦，大声哭喊着，全身蜷缩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爸爸发现我丢了才让讲解员打开一个个洞窟寻找我。当听到开门声，我一下子冲出去，哭成了小泪人。直到今天，独自行走在空旷的地方我就害怕，这可能是那一次在莫高窟留下的阴影。

敦煌地处沙漠地带，多为戈壁滩，干旱少雨，很少闹洪灾。1979年，由于祁连山连续降雨引发特大洪水，党河水库副坝决口，冲毁大量的房屋、农田和道路。一天中午，突然接到通知说山洪要来。姥姥、妈妈带着我们大大小小的孩子，拎着家里当时最值钱的一台小半导体，又夹了几件棉衣，到当时驻军营房边的半截老城墙上避难。那里地势高，没有遮蔽，我们被大太阳晒着，又热又渴。一直等到傍晚，也没见洪水来，大家就放松了警惕，陆陆续续回家。晚饭后，姥姥就让我们几个孩子洗漱完早早睡了，他们大人坐在灯光下警觉地听着消息。半夜时分，只听巷子里有人敲着锣大声吆喝着：“洪水要来了，大家抓紧转移。”黑灯瞎火的，我们赶快穿好衣服就往巷子里跑，出去后看见巷子口有一辆装着半车煤的大卡车，大家都争着往车上挤。那个在敦煌县城晃悠了几年的疯婆子也在人群里，她穿条红裤子，趿拉着一只男式皮鞋，另一只脚光着，两条辫子都打了结，满脸污垢。她傻笑着，从车前转到车后，又从车后跑到车前。大家把她拽上车，拽上来她又跳下去，反复几次。汛情紧张，没法耽误，只有撇下她，车子向着鸣沙山的方向驶去。卡车驶出了市区，街道两旁的灯勾勒出一条温暖的光带。我们坐在煤车上左右颠簸着，城市的喧闹渐渐被抛远在身后。黑暗中，鸣沙山的轮廓若隐若现，道路两旁的白杨树被风吹着“啪啪”作响，妈妈说当地人叫“鬼拍掌”。鸣沙山在夜色下宛如沉睡的巨兽，沙丘的线条在月光下泛着银白的光。接近鸣沙山时，只见月牙泉在月光的照映下和天空的星星相互辉映，形成一幅梦幻般的画面。车子停了，大家相互搀扶着从煤车上跳下来，借着月光发现脸上手上都是黑的。我们一家人在沙丘上找了一处空地挤在一起坐了下来。不知过了多久，东方泛起了白，又饿又冷，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当地一个农村妇女找来，带着我们沿庄稼地埂七拐八弯地到她家。随后，她做了一锅洋芋面片，让我们吃了暖和身子。至今回味，仍然觉得那是我这一生吃过最好最香的一顿饭。后来才知道，爸爸曾经治好了那位村妇父亲的多年旧疾。汛情过后，我们回到市区，整个敦煌县城已经被洪水摧毁得面目全非，一片狼藉，我们的家也只能凭着记忆和方位去找寻。后来，听说那个疯婆子洪水来时趴在一棵树上，人们发现时已被淹死了。这样一个在人世间活得卑微和凄凉的人，院子里不时就会有人提起。

这场洪水让我家又搬到了西河坝，那里是一排排独门独院的平房。走进院子，青灰色的砖头一块挨着一块铺着，缝隙里撒着细沙，踩上去发出“沙沙”声。这些砖是爸爸买来的，他利用休息时间一块一块自己铺上去的。这次是套房，南北朝向。一进门右手哥哥住着，再往里是姥姥、我和妹妹的房间，靠左手是一个套间，里面住着爸爸和妈妈，外面一间是客厅。正房的对面爸爸找人盖了一间厨房，厨房里放了一张双人床，有时弟弟住在那里。紧挨着厨房又修了一间储藏室。厨房的门前姥姥种了葫芦，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花花草草。夏天，在院子中间摆一个小方桌，妈妈系着围裙，端出来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饭菜，吆喝大家快来吃饭。我们围坐在桌边，碗筷叮当碰着，夜风掠过葫芦藤，叶子簌簌地响。爸爸喜欢吃饭时端起他的白瓷缸子喝几口茶，很惬意的样子。饭菜的香味混着草木的清新，漫过了整个庭院。不远处，姥姥拿把扇子坐在椅子上轻轻摇晃着，她在歇息劳累了一天的身子。月光洒在每个人脸上，一派祥和。

记得是在小学五年级时，学校组织去鸣沙山春游。据说，在一定条件下，这座山上的沙子会发出响声，所以古人也叫它“神沙山”。我们分班级坐着车向目的地出发。刚刚卸了寒的戈壁，马路两旁的沙枣树才抽芽，田埂上的芨芨草泛着青。麦苗探出头，风一吹，便荡起层层绿波。空气里裹着草木的清香，远处的林带里传出布谷鸟的啼叫。我们一路欢歌笑语来到了山脚下，这时的鸣沙山晨雾还未散尽。沙粒在晨光中泛着细腻的金芒，脚下的沙子松软微凉，踩上去籁籁作响，每踩一步都留下浅浅的脚印。沙子顺着裤脚钻进鞋里，磨得脚心发痒。终于爬到了坡顶，向下望去，沙丘的曲线流畅又陡峭。天蓝得纯粹，阳光渐渐热烈起来，洒在沙上，驱散了清晨的微凉。偶尔有骆驼队慢悠悠走过，驼铃叮叮当当，在空旷的大漠里飘荡着。骆驼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投在沙面上，随着它们行走的脚步轻轻晃动。正午时分，阳光愈发炎热，正是滑沙的好时辰。指挥的老师一声令下，大家都从山顶往下滑。我双手紧紧抓住边缘，脚尖抵着沙面，沙粒被卷起，像金色的浪花从身边飞溅过来，视线里的沙丘飞速后退。这时候，好像天空中有千军万马奔腾而过，又似古寺钟声回荡山谷，风声、沙声、驼铃声融为一体，分不清是沙在鸣还是风在唱。到了山脚下，沙声也变得轻柔，渐渐化作若有若无的絮语，像是不舍的告别。我坐在沙丘上打开书包，准备吃姥姥烙的韭菜盒子时，才发现书包里灌满了沙子，已经没法下嘴。正在那里发愁，哥哥迎面而来，远远地把他的钱包扔给了我。我踩着沙子走过去，捡起哥哥的钱包，去附近的摊上买了自己爱吃的零食。我心里知道，哥哥攒的钱平时他自己都舍不得花。

我是在敦煌一中上的初中，和哥哥同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成了梳着辫子的少女，长得还算清丽，总会有男生找借口靠近我。那时候，男女生同桌大都会画一条“三八线”。一天下午，老师正在上面讲课，我的同桌突然越过“三八线”扔过来一支钢笔。我纳闷地望着他。他说，是高建平给我的。我的脑海里快速飞转着他的模样：身材高挑，两只大眼睛，长得很帅气。可他学习成绩很差，因为捣蛋全校出了名，在我心里没有啥好印象。我当时想都没想就扔了回去。下课铃声一响，同学们三三两两地走出教室，到门前的空地上踢毽子、跳皮筋、跳房子去了。我也高高兴兴地正准备出教室，几个男生迅速搬来长条凳子把前后门一堵，坐在那里用腿搭在门框上不让我出，其中就有想给我钢笔的高建平。我看着他们也不敢吱声，就又返回到座位上，拿起书准备看。谁知，当我刚低下头翻开书的一刹那，一个包着东西的塑料袋子从窗户外飞进来，不偏不倚正好都砸在我脑袋上，顿时，我的头发上身上全是沙子和土。我一下子跳起来，用手拍打着头上和身上的沙土。那几个男生在窗户外面得意地哈哈大笑，我气得浑身打颤。有一天，我穿着妈妈用她穿旧的大衣改做的棉袄去上学。中午回到家里，妈妈发现棉袄上有很多白点，用手一摸就破了，妈妈意识到可能是硫酸腐蚀的。当时，我的心吓得“扑通扑通”跳。妈妈问怎么回事，谁干的。我心里知道又是那几个男生在报复，但不敢说。下了晚自习，我一个人往家走，快到门口时，突然从巷道里窜出几个人，忽啦啦堵在我面前。我抬头一看，又是他们几个。他们一人骑一辆自行车，一脚踩着脚蹬子一脚点在地上，每人脖子前挂着一个黄色书包，流里流气地吹着口哨盯着我。我被这阵势吓坏了。就在这时，听见姥姥在不远处叫我，我急忙朝着家的方向跑了过去。回到家，爸爸妈妈问最近到底发生什么了。我攥着衣角往后缩，喉咙里像堵了团棉纱，红着眼睛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们。爸爸妈妈很是生气，说明天找他的父母去。那时候，在父母眼里早恋是绝对不能碰触的禁区，何况是他一厢情愿的事。谁知这事让哥哥知道了。第二天晚自习，校园里的暮色像一块浸了墨的黑布，慢悠悠盖住学校的一排排平房教室，教室里只听到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突然，我哥的声音在我们教室讲台上大喊：“谁是高建平？”那个男生缓缓站了起来。我哥一顿拳头就朝着他抡了过去，那个男孩抱了头左右躲闪。同学们吓得都跑出了教室，整个校园顿时沸腾了。没多久，校长来了，把我哥和高建平都带去他办公室，详细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后来，高建平请来了家长，学校让他做出书面检查并给我道了歉。哥哥挨了批评，也写了检查。那个男孩再也没有纠缠我，一桩烦心的事终于过去了。

有天下午，一个同伴边跑边喊着过来：“赵文莉，看你爸滑冰去。”我正和同学踢毽子，急忙收起毽子随他一起向不远处的体育场跑去。这个体育场很大，平时都是运动员训练的地方。那年冬天敦煌特别冷，人们就往体育场里放水做成溜冰场。那里也是我们平常最爱去的地方。一吃完饭，我们就约着同学，三三两两地拽着衣脚蹲在冰上往前滑。有时也拿着自制的冰车玩，一个人蹲在上面，另一个人用绳子拉着在冰上跑。我一边气喘吁吁地跑，一边想是不是他看错了，真的会是爸爸吗？因为在我的记忆里爸爸一直是那么严肃，很少见他笑过，没听说他会滑冰。我们跑到冰场时，那里已经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我脚下打着滑，好不容易挤了进去，只见爸爸穿着一套灰色中山装，戴着一顶黑色针织帽，身体微微前倾，双手像翅膀一样张开保持平衡，冰刀在冰面上滑出一道道细碎的咯吱声，脸上微微带着笑容。有时，他微微压低重心，像燕子一样贴近冰面，冰刀在冰上划出一道流畅的弧线。有时，他又双脚交叉，借着惯性在冰上旋出一个小小的圈，动作娴熟得像专业运动员。爸爸的滑冰表演引来了一阵阵的口哨声、掌声和呐喊声。我睁大眼睛吃惊地看着冰上飞舞的爸爸，他脸上洋溢着从来没有的笑容，是那么自信那么坚定。爸爸在冰面上的热烈身影就永远刻在了我的记忆深处，那是他在敦煌留给我最温暖的光。

1984年的一天中午，我们正在吃午饭，妈妈举着一张纸从院门外冲了进来，嘴里喊：“调令来了！”妈妈显然很激动。大家的筷子都停留在了半空，有吃惊的，有兴奋的，还有失落的。失落的那个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绪支配着，竟然不愿意离开敦煌。爸爸妈妈的调令一起来了，同时调回兰州，调令里是三天的报到时间。爸爸妈妈脸上写满高兴，他们已在敦煌生活了十八年，终于能回到自己的亲人身边。时间紧，左邻右舍的叔叔阿姨、哥哥的好朋友都过来帮忙，打捆装箱，收拾东西。妈妈抽空去市场买来了几箱子又黄又大的李广杏，说是回去送给兰州的亲戚朋友。因为不愿意回兰州，我的眼睛一直都是红红的。在敦煌的最后一天，爸爸兴奋地把一家人集中起来，到街心花园的反弹琵琶雕塑那里照了一张全家福。可惜的是，照片里没有哥哥，前一天他押车先回兰州了。那时，反弹琵琶雕塑立起来没多久，后来成为敦煌市区的地标。如今这张照片安静地躺在相册里，像是诉说着什么。出发那天早晨，爸爸把最后一个箱子搬上车，回过头看了一会儿我们曾经的家。妈妈检查了家里的门窗，然后把钥匙交给了来送行的李叔叔。车子开动的那一刻，邻居们都来了，站在巷子口依依不舍地和我们挥手告别，嘴里还喊着：“有机会你们一定要回来看看。”汽车向东驶去，车窗外，鸣沙山的轮廓越来越远……

后来的许多日子里，每每看到敦煌两个字，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对我来说，敦煌是生命里的故乡。敦煌的那些往事，如同心里珍藏的一面壁画，被岁月轻轻卷起。四十年了，我竟然再也没有踏上过敦煌的土地。翻开相册的时候，远去的那些日子就像幻灯片一样在我心里慢慢移动着：有些是温暖，有些是温柔，有些是温情。时光流逝，随着年岁增长，我时不时会想起在敦煌的生活场景，心里默默念着：哪一天，我能重回敦煌。

文丨赵文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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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静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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