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作品时，我享受于那种百转千回且逻辑井然的长句对视觉产生的无形牵引。这种来自语言的牵引力，如果再配上他小说中弥漫的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情欲书写，读起来总是让人欲罢不能，就像不解渴的盐水，越喝越渴，越渴越想喝。《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昨日的世界》《三大师传》以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被遗忘的梦》《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象棋的故事》等中短篇小说，依然记得这些作品在上大学时在我的思想深处刮过的风暴。之后，每每重读这些作品，那股埋藏在青春期伺机而动的风暴都会将我洗劫一次，身心震颤，却无法抗拒。

▲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小说家、传记作家

而真正击溃我的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茨威格散文》一书中，我看到了收录其中的《绝命书》（张玉书 译），这是茨威格于1942年2月23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近郊的佩特罗波利斯小镇和夫人伊丽莎白•绿蒂服毒自尽前向世界的最后告白：

看到“精神故乡欧洲”以及自己的祖国奥地利在战火硝烟中沦为人间地狱，茨威格再也不愿拖着疲惫的身心满世界流浪，他要以祭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决绝方式来诅咒战争，祈祷和平。现在看来，在1939年到1940年完成的《昨日的世界》又何尝不是欧洲的“绝命书”，就像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所说：“出于绝望，我正在写我一生的历史。”

打开《昨日的世界》，每一位读者便情不自禁地遵循着茨威格的记忆开始回望欧洲20世纪初的那段荣辱浮沉的历史。“我之所以让自己站在前边，只是作为一个放幻灯的解说员，是时代提供了画面，我无非是为这些画面做些解释，因此我所讲述的根本不是我个人的遭遇，而是我们当时整整一代人的遭遇——在以往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命途多舛。”因此，这部完成于作者生命最后岁月的回忆录，不仅是一位伟大作家的人生自传，更是一部关于欧洲文明从辉煌顶峰骤然坠入黑暗深渊的有力证词。在这部作品中，茨威格以细腻的笔触，剖开了那个被两次世界大战撕裂的世纪，呈现出一幅整个欧洲人精神世界崩塌的悲壮画面。在全球化面临挑战、民族主义再度抬头、世界秩序动荡不安以及战争、灾难、贫困、疾病频仍出现的今天，重读这部作品，犹如聆听来自昨日的警世钟声，那些关于文明脆弱性、理性边界与人性考验的永恒追问，依然能在历史的回音壁上激起深沉共鸣。

茨威格笔下“昨日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颠沛流离者对往昔的深情悼念，也可以视为一个精心构建的文明寓言，全书几乎用一半的篇幅描绘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欧洲，这段美妙的时光被呈现为一个“黄金时代”——科技进步、艺术繁荣、社会进步、国际交流频繁。然而，这种呈现本身即是一种深刻的反讽。茨威格作为一位敏锐的观察者，早已在这一表面的稳定与繁荣之下，察觉到文明结构的细微裂痕，他写维也纳咖啡馆里的知识讨论、国际会议上的友好交流、艺术沙龙中的“百家争鸣”，无不透露出一种即将消逝的怀旧气息。这种怀旧并非“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伤感，而是对一种文明形态及其内在价值的哀悼与反思。茨威格将自己视为“世界公民”，恰恰就是建立在对欧洲文化共同体的想象之上，一旦这种极力渲染的理想图景崩塌，便构成了他个人与时代的双重悲剧。

茨威格作为奥匈帝国犹太知识分子的特殊身份，赋予了他观察欧洲文明衰落的独特视角。他说：“在这千千万万人中间，没有一个人具备我这样的优越条件：我，作为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恰好身处世界动荡最剧烈的地方。”从其作品也能看到，他既是欧洲文化的受益者与传承者——精通多国语言，与各国文化精英交往密切，其作品在全欧洲广受欢迎；又是欧洲排外浪潮的受害者——因犹太身份而被迫流亡，著作遭纳粹焚毁，最终在他乡绝望自尽。这种矛盾位置使他能够从内部体验欧洲文化的高度成就，同时也能从外部审视其致命的缺陷，茨威格对民族主义狂热的警惕、对群众心理学中非理性力量的洞察、对技术发展与道德进步失衡的忧虑，无不源自这种双重身份带来的认知张力。

《昨日的世界》没有耽于宏大叙事，而是注重于个人的体验和经历，在写作中着力于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细节，这种“半瓣花上说人情”的艺术匠心，在构建出一部欧洲文明衰微的微观史的同时，也让我们更为直观地体会到历史中的个体的种种境遇。例如，茨威格在这部作品中用很大的篇幅细致描绘了战前维也纳的艺术氛围、巴黎的文化沙龙、苏黎世的和平主义团体等，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场景，实则是支撑欧洲人文精神的毛细血管。当战争爆发时，茨威格敏锐地捕捉到这些文化空间如何迅速被民族主义情绪所裹挟：昨天的法国朋友变成今天的“敌人”，国际艺术家团体分裂为相互敌对的阵营，理性的讨论让位于狂热的宣传。这种从文化共同体到敌对阵营的裂变，暴露出欧洲文明基础的脆弱性。茨威格尤其关注世事变迁中的语言变化——词汇如何被赋予新的政治含义，对话如何从交流工具转变为宣传武器，沉默如何成为一种抵抗或妥协的姿态，等等。通过这些微观层面的观察，他成功揭示出宏大历史叙事下个体经验的断裂与创伤。

《昨日的世界》最为震撼之处，还在于茨威格对理性主义神话的祛魅。生长于启蒙传统深厚的维也纳，茨威格曾深信理性与教育能够战胜偏见，文明进步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然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等，却轻而易举粉碎了他的这一信念。他痛苦地发现，文明不过是覆盖在人性原始冲动上的一层薄纱，一旦社会秩序崩溃，这层面纱便会被轻易撕裂，此时，知识分子在面对历史巨变时的无力感格外强烈：他们的理性论证在群众的激情面前苍白无力，他们的道德呼吁在权力的逻辑下被轻易忽视，这种理性失语的困境，不仅是茨威格个人的精神危机，更是欧洲启蒙工程遭遇的重大挫折。他对罗曼·罗兰等人的描绘，既是对坚持国际主义与人道主义者的致敬，也是对理性声音在狂热时代中微弱地位的悲叹。

其实，茨威格的这种忧患意识和对人文精神的不懈追求，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三大师传》的写作中就已经间接表现出来了。例如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的序言中，他说：“我想在这里从极其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回顾这样一些群星闪耀的时刻——我之所以如此称呼它们，是因为它们宛若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终将消逝的黑夜。”

确实，能在流亡岁月中完成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其写作本身也是一种抵抗遗忘的伦理实践，“如果我们能以自己的见证为下一代人留下我们那个时代分崩离析的真实情况，哪怕是一星半点儿，也算是我们没有完全枉度一生。”茨威格深知自己是在为一段即将被歪曲或抹去的历史作证，他的文字要承担起保存记忆的使命，“只有我自己要保存的记忆，也正是要为他人保存的记忆”。不言而喻，茨威格的这种证词性质的“记忆”使《昨日的世界》这部作品超越个人回忆录的范畴，成为对历史叙事霸权的挑战。茨威格不仅记录事件，更记录事件中的情感真实、道德困境与认知困惑；不仅描绘名人，更关注普通人在历史漩涡中的生存状态。这种“向下的历史视角”，使《昨日的世界》获得了普遍的共鸣力量和永久的警示效力。

值得一提的是，茨威格在书中反复强调“我看到了”“我经历了”“我记得”，这种“在场”姿态，完成了自己作为欧洲文明守夜人的最终使命。

正如有人评价史铁生的作品时说，他以他的悲惨遭遇提高了我们的精神海拔。推而广之，古今中外能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哪一个作者没有“舍己为人”的品格？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体现的悲观主义色彩就是以深刻的人文关怀为底色的，尽管目睹了文明最黑暗的一面，但茨威格并从来没有放弃对人类尊严的信念。因此，这部作品最动人的篇章，往往是那些记录人性微光的时刻：战争期间敌对国士兵在战壕中的短暂友好，流亡路上陌生人伸出的援助之手，艺术创造在极端环境下的顽强存续。这些片段如同黑暗中的星光，虽然微弱却指向超越仇恨与暴力的可能性。茨威格的悲剧在于，他无法在自己的时代找到这些微光的汇聚之路；他的遗产在于为后世留下了寻找这条道路的精神地图。他对欧洲统一的梦想、对文化对话的坚持、对个体尊严的捍卫，在欧盟的建立、人权观念的发展、跨国文化交流的深化以及世界各国对和平的维护中得到了持续的回响。

茨威格提醒我们，文明的成就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它需要每一代人的精心维护；理性的声音在情绪化的公共讨论中极易被淹没，但不能因此放弃理性的责任；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精神的财富，但也可能被扭曲为冲突的源头。他在书中写道：“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这句充满命运感的话，与其说是无奈的叹息，不如说是对每一代人必须直面自身时代挑战的清醒认知。

诚然，《昨日的世界》最终是一部未完成的挽歌，茨威格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放下了笔，未能看到法西斯主义的覆灭与欧洲的重建，但正是这种未完成性，使作品获得了向未来开放的力量。

文丨蒋应红（文艺学博士，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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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梁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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