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当河西走廊响起诗人的步伐，我们都能在他们的浅斟低唱中听到历史的踉跄脚步声。这条由“丝绸”铺就的文化廊道，在接纳了所有诗人颂赞的同时，也宽容了诗人们的肆意、孤独和多情。可以说，正是因为诗人和诗歌前赴后继的持续护念，河西走廊才逐渐成为吸附力极强的文化磁场。三十多年来，诗人叶舟的目光，始终被这片葳蕤峥嵘的文化磁场所吸引，在《大敦煌》《丝绸之路》《自己的心经》《月光照耀甘肃省》《诗般若》《敦煌诗经》《诗年表》《江山北望》等诗集中，他纵笔河西走廊，游心大漠苍穹，以不羁的辞藻精心翻耕着这片古老而圣洁的大地。如果将这十几部诗集连缀起来，比作词语夯筑的烽火台，则每一缕用才情点燃的“狼烟”，都会让整个河西走廊在汉语的版图上苏醒过来。这种苏醒，使祁连山的雪峰在诗句中折射出青铜的光泽，让黑戈壁的砾石在反复的叠唱中恢复远古的心跳，那些被风沙掩埋的驼铃、箭簇与经文，就会重新在“纸旷野”上发出各自的声音。

在最近出版的诗集《江山北望》《诗年表》中，叶舟将新作旧制熔于一炉，再一次观照这片滚烫、粗犷、辽阔且容易激发人们无限想象的土地，即或是那些最普通的词汇，一旦被叶舟编织在诗行中，它们便不再安分于语法的规训，总会以豪放不羁的脾性开启自觉的艺术跋涉和审美远征。这些诗篇，不是书斋里对边塞的遥想与摹写，这一条地理的脊梁，借诗人之喉，重新发出它积压了亿万年的、混着沙粒与星光的嘶吼。于是，诗歌不再是描述风景，风景在语言中主动起立，成为了诗歌——那是一种更为原始、更为暴烈、也更为纯粹的情感冲动。

在《江山北望》中，叶舟背上汉语的行囊，让河西走廊的春秋、山河、历史、风物等重新集结，以我们熟悉的姿态，且行且吟且举念。当那些高亢辽远的抒情腔调、腾挪闪转的审美意象、行止自如的词语“针脚”等形成一股无形的艺术张力，不断冲刷着读者心灵世界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在接受一场庄重的西北文化洗礼，同时，也激活了我们重新体认西北的强烈愿望。诗歌中的“西北”也就随即超越了地理学中的方位范畴，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拓展到了文化、审美、思想、精神等维度上，从而丰富了地理的人文内涵，扩充了人文的地理版图。大卫•哈维在其《地理学中的解释》一书中不无自豪地说：“当我设法把传统的地理学思想的积极方面和计量化所蕴含的哲学汇合在一起时，我惊奇地观察到地理学的全部哲学变得多么生机勃勃和至关重要。它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思想世界，在其中我们可以理论地和分析地思考而无所畏惧，在其中我们可用同样的语句谈论个体和群体，在其中我们可从同样的角度来概括和详论各种区位。”诚然，如果说西北的独特物象就是确定“西北”的重要因素，那么，叶舟诗歌中所呈现的西北的意象就是对西北的一次文学“计量”，审美的哲学化和哲学的审美化相交织，叶舟将富有个人情感表达的诗歌书写导引到探索西北文化思想格局的宽阔视域。因此，《江山北望》之“北”，既是地理方向，也是文化姿态，是在物理空间中的一种精神调整：从中心凝视边缘，从已知索隐未知，在这种凝视和索隐中，所谓的“边缘”显露出它作为“前沿”的本质，所谓的“荒芜”展露出它作为“可能”的丰饶。

循着《江山北望》中的那些绚烂而苍劲的词语，读者的阅读便不再耽于对独属西北的物象的体认以及由此而激发出的情感的品咂，而是努力超越“此在”之言，在“西北”的广阔场域中，重新考量生命、尊严、死亡、悲悯、存在、孤独等哲学命题的多重内涵。例如《娑婆世界》一诗中，我们体会到的是以悲悯为底色的巨大悲怆和苍凉，作者在空旷的浮世和失重的情感横木上，用絮语般的低吟在内心深处悄然完成了一次庄严的祷告和宣喻。相较于陈子昂面对巨大的失落与孤独的“独怆然而涕下”，叶舟甘愿“一枚钉子 钉住这一生的\骨头 让尘土和白银覆盖\带着危险的美”，然后选择“敛声不语”。“涕下”多少显示出对失落和孤独的宣泄和屈从，而“敛声不语”则表现出一种更为决绝的态度：沉默并非屈服，亦并非无话可说，而是将痛苦深埋，以近乎倔强的执拗，表现出向死而生、绝地奋起的果敢和勇烈。《许愿》《报信》《刀子》《飞将军》《鹰说》《与马对话》等诗篇，异曲同工，内部都充斥着这种决绝、刚毅的精神气度。因此，在阅读《江山北望》《诗年表》等诗集的时候，叶舟抑扬跃动的语势和转折多姿的语态总能让我们体会到一种真切的顿挫感，这种顿挫感源自西北的风物与层积的历史文化对个体生命的粗粝刻画。同时，也让我们见证了地处西北的所有“生命”的炽烈、韧性和富足：“我和天下的父亲们一样\认真写下一封信……以及一意孤行\如此了 我才会一生扑在这条路上\像一坛老酒 庄严地酝酿自己。”特里•伊格尔顿在《怎样读诗》中说：“诗是某种对我们所做的东西，而不是某种仅仅对我们说话的东西。诗的词语的意思与对它们的体验紧密相关。”作为一个行吟者，当叶舟将河西的物象以词语的形式铺排在了我们的眼前，其实就是将由西北的独特物象激发出的情感和心志坦诚于众，而这些极具主观化的情志在确定着一个诗人的“形象”的同时，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条体认西北、表达西北的途径。而西北独特物象的代表是什么呢？我想，非风莫属，因为，风能动物，亦能化人。

在西北，风是最初的诗人。它从帕米尔高原俯冲而下，被祁连山的雪峰剖开，在焉支山的峰谷间加速，最终在敦煌的鸣沙山上撞成亿万颗金色的碎响。叶舟懂得这风的语法，他的句子浸透了风的形状：短促时（《大敦煌》中的“短制”），如飞沙击打汉长城残垣，迸出金石之音；绵延时（以《月光照耀甘肃省》为例），又如暮色中无尽延伸的古道，将孤独抻成一条地平线。他说：“捧一盏灯台\亮在晚上”“窟子里\给人间点灯”“点一盏油灯\喊醒墙上的每一位菩萨”——这不是静止的灯，那是风在夜晚的躯体里埋下的火种，随时要被黎明的号角吹燃。其实，与其说是叶舟的豪放，还不如说是风的豪放，它不耽于婉转，不屑于迂回，而是剥蚀、塑造、席卷一切柔软的可能，只留下最坚硬的真相，像戈壁上那些被风打磨了千年的黑石头，在月光下发出清冷而确凿的光。

叶舟写诗的笔，像一把考古者的毛刷，更像一柄锻打者的铁锤，让词语在相互焊接时蹦出火花，在回车转行中顾盼生姿。他轻轻拂去时间的浮尘，让霍去病少年将军的马蹄声，重新嘚嘚地敲响在当代的纸页上；他让鸠摩罗什译经时的叹息，混入现代城市夜风的低语中。可以说，历史在他的诗行里从未死去，也从未沉睡，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更为凝练的物质形态——化入了一粒沙的重量，一缕烟的曲线，一碗烈酒入喉的灼烧感。这是一种磅礴的共时性，所有朝代的光影都在此刻叠加，汉唐的明月同时照亮今人的迷途，元稹笔下“白头宫女”的泪，或许冷凝为疏勒河床上一颗冰冷的卵石，“谁也猜不透\一枚\葡萄的化身\究竟是秋天的\响马\抑或是枝头的偈语？”叶舟在诗歌中抬头“北望”，望的不是消逝的过去，而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时间之河，他站在当代的岸上，目睹往昔的浪潮如何汹涌地拍打现实的堤岸，并将自己浇灌成其中一朵倔强的浪花。

然而，叶舟也并非一味沉湎于古旧的辉煌。他的豪放，是带着现代理性与悲剧意识的豪放。他看见“大雁南下\弧形的天际\出现了\隐约的锈迹”（《戍卒们》）；他听见“笛声中\痛苦不过是一份口粮\正在慢慢研磨”（《凉州长笛》）；他疑问：“谁的烽燧里\生命在冒烟\说出了慌张”（《狼烟下》）。这种双重的视力，使他的诗歌避免了成为空洞的赞歌，而始终保持着一种本真的悲悯与诘问的力度。因此，这是一种充满张力的豪放，如同祁连山巅，既有永恒的冰雪，也有沸腾的岩浆。

可以说，叶舟以《大敦煌》《诗般若》《自己的心经》《江山北望》《诗年表》为代表的诗歌行动，助力河西走廊完成了一次文学意义上的重构。它不再仅仅是地图上一段沉默的轨迹，而成为了一个波涛汹涌的意义长河，一个星光璀璨的语言天空。我们通过叶舟的诗句，重新学习凝视西北，亦不再仅仅是猎奇的眺望，而是将自身血脉与之相连的、带着痛感与体温的辨认。那些掷地有声的诗句，犹如一列列重返人间的青铜车马，载着秦时的月、汉时的关、唐时的酒，以及所有无名者的梦，轰隆作响地驶入我们的现代世界。它告诉我们，有一种诗歌，可以像山一样巍峨，像风一样自由，像沙一样细密，又像水一样，在灵魂最干涸的裂缝深处，孕育出最顽强、最娇艳的花朵。这，便是来自河西走廊的、混合着血性与灵光的谆谆教诲，它经由叶舟的笔，正以风的速度，传遍所有尚能感知大地呼吸的心灵。

文丨蒋应红（文艺学博士，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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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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