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万里（1892—1969），名鹏，字万里，苏州吴县人，中国文博摄影和古陶瓷研究先驱者。1925年2月中旬至7月底，他受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及考古学会委托，随同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第二次中国考察队远赴西北，“为敦煌千佛洞及安西万佛峡之实地考察”，行程大部分时间在甘肃境内往返。1926年，北京朴社出版陈万里著《西行日记》，堪称百科全书式的西北田野考察报告，其中关于甘肃石窟寺的描写颇具文学性和画面感，百年后温故亦可知新。

敦煌情结令陈万里急就而成两部短小精悍、影响深远的文字和图像遗产。莫高窟是陈万里等人西北之行的最终目的地。受华尔纳此前盗取壁画的案底影响，地方当局仅允许他们在洞窟工作三天且不得留宿，如其自述所云：“友人均以壮游目之，然在敦煌仅留数日；数月光阴，悉在途中消磨，一无成绩可言，殊愧悚也”。虽然来去匆匆，但作为较早远赴莫高窟开展科学考察的中国学者，陈万里在有限时间内依然用笔和相机给后人留下了两部短篇佳作。

^{陈万里奔赴敦煌途中留影}

其一是关于莫高窟保护管理研究的工作计划大纲《敦煌千佛洞三日间所得之印象》。他指出“如此伟大之古迹，恐在国内无第二处，足以相抗。单就摄影计划言，非有半年工作不可”。并列出五项重要工作：假定各洞壁画年代（包括画材历史考定和色彩化学分析）、壁画内容研究、塑像与石像之比较、充分记录及整理各种题记、详细探索有无被流沙所湮没之石窟。同时前瞻性地提出了敦煌艺术系统性保护传承的设想：“因此我所希望于未来者，在于有组织、有计划、有各种专门学者分工担任之中国敦煌考古队，以从事于各方面之研究；并在实地经验上计划保存方法，若仅仅以敦煌经典为范围，求所以影印、纂述、留传者，抑亦狭矣”。

其二是历史上首部由国人摄影编著和国内机构出版的敦煌壁画图录《西陲壁画集》。在莫高窟期间，陈万里“决计单独择各洞中重要之题铭摄影或抄录之”，在安西万佛峡（榆林窟），陈万里“工作终日，摄片二十余”。1928年，《西陲壁画集》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收录陈万里拍摄之莫高窟壁画照片8幅、榆林窟壁画照片9幅及瓜州口驿南破屋中残画照片1幅，打破了外国学者对于敦煌壁画图像与视觉知识生产传播的垄断局面。

^{泾川罗汉洞石窟}

“开盲盒”式的“冷门”石窟寺寻访是陈万里甘肃之行的又一亮点。考察队自陕入甘首站是泾川县，陈万里一行本意先找向往已久的南石窟寺，结果向导将其引至罗汉洞石窟，“远望石窟颇多，以为必有可观，所谓南石窟寺其在此欤？”实地考察结果是：“佛像悉新塑，且有道家神像，颇为失望。惟洞外一像，约高丈余，自是唐制”“罗汉洞西部岩石断面，圆孔散在颇多，洞窟形廓，尚能想象得之。其有完整者，同人悉探之，亦空无所有”。返城途中再次询问向导南石窟寺究竟何在？《西行日记》之描写颇有“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即视感，“向导某甲遥指隔岸窟洞之一曰，是即碑石（《南石窟寺碑》）所在之原址也，且有佛像，远胜罗汉洞云”。陈万里等人随即渡河，“石窟外之力士神，赫然在望，狂奔就之，果极精美，窟内三面均有巨丈立像，余见之，惟有瞠目结舌而已，溥爱伦君则跳跃欢呼，如获巨宝”。次日即对南石窟寺进行全面记录与摄影。

^{玉门红山寺}

然而，“开盲盒”不一定都是惊喜，偶尔也有货不对板现象，陈万里等人在玉门赤金堡探寻红山寺石窟即是如此。虽然事先做足功课，地方志记载赤金峡南山多古佛洞，相传建于唐贞观中，但实地考察发现全寺于同治年间毁于战火，光绪中叶重修之，“画壁塑像均极恶俗，遍寻唐代遗迹，渺不可得。寺西山上有石洞六七，即之，亦空无所有，遂废然而返”。好在陈万里对于石窟寺“开盲盒”早有心理准备，无论是否有所收获，对于这些“冷门”石窟寺一视同仁，在《西行日记》里不吝笔墨、原汁原味记录了一个世纪前的文物本体真实保存状态和周边历史与自然风貌，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甘肃官民对于石窟寺文物安全的重视令陈万里印象深刻。近代以降，敦煌文物屡遭觊觎和巧取豪夺，就在陈万里西北之行前一年，华尔纳即从莫高窟“以洋布和树胶粘去壁画得二十余幅”。时隔一年有余，地方当局和百姓的警惕性高涨，以调查研究名义随意干预或破坏文物本体原状的行为不时受阻。考察队在泾川南石窟寺调查期间，就因美方人员剥离佛像外廓之事引发与当地民众之交涉。放在百年前的科学与文化语境中，双方产生了理念冲突。陈万里认为这是正当的研究方法，“余深然之，且为之助”；乡民则认为毁坏佛像乃是大罪过。后虽经调解以给付维修费了事，但陈万里对于百姓群情激愤守护祖先文化遗产的场景心有余悸并在《西行日记》里描写甚详，还总结出如下经验：“以为主张是一事，错用手段则纠纷可立见，此种情形，后日大可引以为戒”。

进入河西走廊后，陈万里一行但凡考察文物古迹，沿途各县均有军警陪同，名为护送实则监视，彼此心照不宣，《西行日记》里亦频繁出现某警佐或哨官姓名。至考察莫高窟时达到高潮部分，地方当局约谈提醒并划出“红线”，每天往返县城与洞窟期间全程由警员监护，陈万里等深感甘肃人文化主权和文物保护意识的觉醒。相较于《西行日记》所使用的“陪同”“保护”等含蓄笔法，敦煌县警们则不绕弯子，直接在莫高窟第365窟壁上留下题记：“余关内靖远人，昨年随陆君警佐来敦，今携王什长警兵等住此，预防美国技等恐偷诸洞壁之画。民国十四年闰四月廿二日”，这可能是甘肃省有据可查最早的文物安全工作日志，读来使命感和责任感满屏。补记于此，算作《西行日记》未录佚闻。

文｜史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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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柴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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